从20世纪初期的南洋研究算起，中国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几近百年。从南洋研究的先驱人物到东南亚研究的后继学者，薪火相传，辛勤耕耘，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从机构建设、人才培养、资料收集和学术出版诸方面都初具规模、引人注目。

   在21世纪初的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东南亚地区重要战略地位的凸显，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对东南亚研究重视的程度日渐加强，民间对东南亚地区的兴趣也愈加浓厚。此外，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外语知识和研究能力的学者群体也有望逐渐形成。这些都将会在21世纪把中国东南亚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反思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今昔，对照美欧、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研究状况，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学术环境、学术视野，研究题目与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资料的购置和收藏，资料和外语的掌握，尤其是重要概念和重大理论的创造等方面，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仍落居人后，差距显著，要跻身国际前列并引领世界潮流尚需时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还缺乏独创的理论和研究框架。要真正走向世界、产生国际影响，就必须在材（史）料上阅读原文、“脚踏实地”（田野调查），实现从“原料进口”到“独立生产”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完成从“刀耕火种”（ 梳理材料、描述事实）到“工业革命”的飞跃（创造概念、理论和发现重大规律），实现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从传统学科（历史、文化、经济、外交、华侨华人等）到前沿学科（包括妇女、性别、生态、气候、环境、医学等）的开拓；而在研究视野上要从微到著，从一（国）到多（国），高屋建瓴，以全球眼光将东南亚地区作为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来审视。以此为基础，进而出现一批闻名中国、享誉世界的重要著作和学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些著作的观点理论和研究范式要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甚至爆炸性的影响，达到不胫而走、洛阳纸贵的程度。也就是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要从学习、借鉴国外的理论和学说开始，进而创造出自己的理论，最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肯定和承认。

    有鉴于此，翻译与引进国外的优秀著作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进步与起飞至关重要。明末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思想，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具有重大而直接的启发意义，而鲁迅“拿来主义”的观点在世界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则永不过时。中国近百年来对海外的东南亚研究著作时有翻译，为介绍国际学术信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著作的选择、翻译的组织和翻译质量的管控方面都多有局限。为促进中国东南亚研究与海外的交流，促成中国东南亚研究早日与国际接轨，发掘、培养一批优秀翻译人才，并逐步提高学术界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在海内外学界的热心促成和康德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现在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出版海外东南亚研究各方面（包括历史、考古、政治、经济、华侨、宗教、文化、语言、文学等）的优秀著作。译丛下设顾问团（其中包括国际顾问团与国内顾问团）和编委会。国际顾问团由国际上东南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组成，负责推荐海外优秀和经典的著作；国内顾问团则由国内东南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组成，负责确定出版方向、推荐优秀翻译人才等。译丛编委会由国内外精通中外文（外文包括东南亚非通用语种与其他通用语种）、热爱翻译、善于翻译、富有学术献身精神的学者组成。编委会成员根据各方面专家（包括编委会成员）的推荐，审查、确定需要翻译的著作目录，负责物色优秀翻译人才、确定翻译人员、审定翻译作品、保证翻译质量等。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译丛最早从2010年开始酝酿，距今已经整整八个年头！译丛于2014年7月12日正式在云南大学启动。同时，为了鼓励翻译，译丛编委会在康德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又设立“姚楠翻译奖”（2017年1月1日之后，改由北京大学博士王立礼先生私人慷慨赞助），从2015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评选和颁奖。在译丛筹备的过程中，几位热心支持我们的国内外顾问在近年先后作古，今谨以译丛的正式出版慰藉其在天之灵。

   组织并联合国内外的学术力量和资源，系统翻译海外东南亚研究著作的努力在国内尚属首次。译丛这些年一路走来，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其中包括资金缺乏、学术界漠视翻译以及译才难得等。可喜的是，近几年国内外的学术翻译在渐渐升温。美国“亚洲研究学会”设立了有关中国、南亚和东南亚方面的翻译奖项，显示出国际学术界对翻译的逐渐重视；国内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连续出版和巨大影响也非常令人鼓舞。特别是本译丛的编委会成员们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理念与献身学术的精神，秉持“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共成之”（ 明末著名天主教徒杨廷筠语，系其在欣闻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采购七千多部西书运抵中国后，计划组织翻译时所说）的信念，为推动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一直不计名利，默默奉献。我们也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共同为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中外学术的交流增砖添瓦、贡献力量。我们也竭诚欢迎国内外学术界对我们的译著进行坦诚而细致的评论，因为我们非常欣赏鲁迅的这段话：“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本译丛以他山之石，攻中国之玉，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腾飞开山凿洞、架桥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