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佳荣：越南汉文著作提要

古代越南曾经由中国直接统治了一千年，时间大约以汉、唐盛世为起迄，即由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时开始，至公元938年为止(公元939年吴权自立为交趾王，是越南独立之始)。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越南成为古代东亚世界「汉字文化圈」的成员之一。研究这段「北属时期」的历史，自然以中国史料、史书最为重要。越南从中国独立以後的一千年间，历代王朝仍以汉文作为行政及学术上使用的文字，因此这时期的史料、史书虽出於越南人之手，但主要都用汉文写成。这种情况，直至十九世纪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後，始告结束，不过迟至二十世纪初期，一些越南人还有使用汉文撰作的习惯。

现存的越南汉文史籍多属写本，流传不广，除有部分曾经刊刻或影印出版外1，多数集中收藏於几个研究机构2。本文旨在介绍越南重要汉文史籍的成书经过、内容和版本，叙述後世学者从事整理及研究的概略；古代越南史学的发展，从中亦可见一斑。撰写时参考了日本金泽大学片仓穰教授的专文3，并翻查了一些专门词典和工具书4。

《安南志略》属地方志，是越南现存最古的史书。1333年黎崱撰，1339年加笔。体例仿中国方志，共二十卷；通行本为十九卷，但内容与二十卷本相同。此书是越南降元以後，越南人在中国撰写和出版的著作，所载不限於历史方面，而及於地理、制度和诗文，是了解陈朝(1225-1400年)及前此历史的基本材料，对研究越南古代史地颇有价值。1961年间在顺化出版的越南音译、语译本，是以通行本为底本，用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三种写本校勘，书後附有原文。此书另有法文译本(1896年)。

《大越史记全书》乃黎朝史官吴士连等撰修的编年体正史，是研究越南前近代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史书。此书是以下列两种著作为基础编成的：

(一)《大越史记》：陈太宗时(1225-58年)，榜眼黎文休(又称黎休)奉敕撰，於圣宗绍隆十五年(1272年)成书，共三十卷。此书采编年体记载公元前三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的史事，始於赵武帝(207年)，终於李昭皇(1224年)，是越南第一部正史。今已失传，只有一些评论以「黎文休曰…」的形式保存在《大越史记全书》之中。

(二)《史记续编》：黎仁宗时(1442-59年)，命潘孚先补修《大越史记》，始自陈太宗(1225年)，终於明朝放弃交趾(1427年)，共十卷，1455年成书，称《史记续编》。

黎圣宗洪德年间(1470-97年)，复命吴士连重修。吴士连根据前二书，於1479年完成《大越史记全书》。此书分为两编：前编称为「外纪」，有五卷，记事始自传说中的鸿庞氏，迄於平定十二使君(967年)；後编称为「本纪」，有九卷，始自丁先皇(即丁部领，968-79年)，止於黎太祖(1428年)；再加《黎太祖纪》一卷，全书共十五卷。

1665年范公著奉命续修《大越史记全书》，增加撰者不详的《本纪实录》五卷，及范公著编的《本纪续编》三卷，成为二十三卷本。《本纪实录》始自黎太宗(1434年)，迄黎恭皇及莫朝初年(1532年)；《本纪续编》起於黎庄宗(1533年)，至黎神宗(1662年)为止。正和十八年(1697年)黎僖撰成《本纪续编追加》一卷，又增加1662-75年黎玄宗和黎嘉宗两朝实录。黎僖所修之书，即为《大越史记全书》的最後修订本，至此全书遂告完成，颁行天下。

简言之，《大越史记全书》共有二十四卷：《外纪全书》五卷，《本纪全书》九卷，《本纪实录》六卷，《本纪续编》三卷，《本纪续编追加》一卷。采编年体，并仿中国司马迁《史记》之例，在叙事後加作者评论，但无纪、传、志、表。现存越南古代史书中，以此最为重要。

此书除最初的刻本外，西山朝时代、阮朝均有版刻或覆刻。1885年日本人引田利章在日本以活字印刷，成为今日的通行本，但错漏颇多5。1967-68年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出版全六册的越南语译。近年有陈荆和编校的《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行世6，以不同版本互校，并加标点和注释，对研究者最称方便。 《越史略》又名《大越史略》，是越南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撰者不详(有人认为作者是胡宗鷟)，大约是陈朝昌符年间(1377-88年)的著作。共有三卷，上卷起自传说时代，迄於前黎朝灭亡；中、下卷皆载李朝(1010-1225年)史事，记述特详。因陈朝改李姓为阮，故书中李朝之李均作阮及阮朝。书後附陈朝纪年。一般认为，此书是简化《大越史记》之作7；无论如何，此书与《大越史记全书》同为考察李朝及前此史事的基本材料。《越史略》在越南国内已失传，流传於中国，收入《四库全书》。此外，亦为守山阁丛书、皇朝藩属舆地丛书、丛书集成所收。有越南语译(1960年)。日本学者片仓穰编《大越史略索引》(广岛：溪水社，1990年)，方便检索。

《越史通鉴纲目》原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阮朝嗣德帝敕令编纂的编年体越南通史。1856-59年间，国史馆总裁潘清简主持其事，经过1871-84年的检订，於建福帝元年(1884年)进呈，板刻颁行天下。此书是越南人用汉文所写的最重要的通史，仿中国《资治通鉴纲目》的体裁，将《大越史记全书》等书所载的史事细分段落，加上标题及提纲。事项、人名、地名等加注，对纲目内容的批评则有谨案；各页上栏的空白，还有嗣德帝的御批。

卷首收谕旨、奏议、凡例；前编五卷，始於越南的建国神话，重点是中国历代王朝由汉代至五代支配下北属时期的历史；正编四十七卷，内容始於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丁朝(968年)，至黎朝灭亡(1789年)为止。书中引用的若干文献现已不存，又有一些独自的记事，今日已经成为研究越南前近代史的基础文献。此书在台湾有影印本，部分内容有法文翻译(1950年)。1957-60年间，河内曾经进行现代语译；据说1965-74年间，西贡(今胡志明市)出版过附有原文及音译的越南语译本。日本学者也做过一些索引工夫8。

《历朝宪章类志》乃越南唯一的类书，是研究黎朝历史的基本史料。阮朝潘辉注撰，1821年完成，以写本传世。共四十九卷，分为舆地志、人物志、官职志、礼仪志、科目志、国用志、刑律志、兵制志、文籍志、邦交志，将有关黎朝的史料和记事分类和整理，并作扼要的记述。此书的刑律志和国用志，有法语译注(1908-32年)。1957年西贡出版了官职志、国用志及刑律志的越南语译，附原文及音译；1960-62年间，河内则把全书译成越南语相继刊行。

《黎朝刑律》是黎朝时代(1428-1789年)官撰，但成立年代不详。六卷12章721条，是越南现存最古的法典。现存的写本是1908年在顺化发现的，其渊源郤不甚明确，学者认为应与下列两种文献有关：其一，是以黎朝圣宗时制定洪德条律(刑律)为基础，於1767年刊行的《国朝条律》。现存的木刻本《国朝刑律》六卷，几乎与《国朝条律》的内容相同；《黎朝刑律》被认为是後代手写的《国朝条律》，《历朝宪章类志》的〈刑律志〉亦收录入内9。其二，是《律书》六卷，这可能是十五世纪的洪德原律，或者是阮荐之作。《黎朝刑律》的编排，分为名例、卫禁、职制、军政、户婚、田产、奸通、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章别。其内容以唐律为基本，加上明律，及为数颇多的越南固有法的条文而成，充分反映出越南本身的社会习惯，这与1812年制定的、直接输入清法典的阮朝《皇越律例》二十二卷大为不同。

《大南实录》乃越南阮朝历代皇帝的编年体实录，五百八十四卷，阮朝诸臣奉敕撰，是研究阮朝的最重要史料，内有部分涉及中国明清时期的记载可供参考。阮朝世祖嘉隆帝於1811年下令撰修《国朝实录》，至宪祖绍治四年(1844年)，首先以广南封建领主时代阮氏历代各王的实录，作为《前编》十二卷上梓。嘉隆帝以下历代皇帝的实录，由国史馆编修，从嗣德元年(1848年)至维新三年(1909年)，相继刊刻了《正编第一纪》(世祖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实录)以至《正编第六纪》(同庆帝实录)，共计四百四十一卷。另附《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及二集。 《前编》的内容，是把越南分裂为安南、广南南北两个势力圈的二百年历史，从阮氏方面加以叙述。《正编》记载阮朝历史，对阮朝在抵抗法国侵略及逐渐走向灭亡期间的宫廷动向，有清楚的交代。因避圣祖明命帝皇后之讳，书名「实录」写成「寔录」。此书除刻本外，另有日本庆应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的影印本 (1961年起刊行，至1981年共出二十册)。日人研究此书的成果，也很方便参考10。河内和西贡，都出版过部分的越南语译(1962年)。

《大南会典事例》原称《钦定大南会典事例》，共二百六十四卷，阮朝敕撰，1855年完成。刻本。此书依《大清会典事例》的形式，把阮初至嗣德五年(1852年)的事例分类和加以整理，是研究阮代的基本史料，其重要性仅次於《大南实录》。1965年起，西贡出版了附有原文的部分越南语译。

《大南一统志》是记述阮朝版图的地志。翼宗嗣德十八年(1865年)敕令国史馆仿中国清朝敕撰书《大清一统志》进行编述，於嗣德三十五年(1882年)完成。其後有所补续，但1885年乙酉之役，咸宜帝败於法军，蒙尘之际，稿本亦部分散失。成泰十八年(1906年)重修，维新三年(1909年)刊刻。成其事者，为国史馆总裁高春育。由於当时越南在法国支配下分割为三个地区，刊刻内容只限於保护王国安南所在的中圻诸省，北圻及南圻各省仍以稿本形式流传下来。此书共十七卷，列目二十三条，载录各省的疆界和沿革，及府县的分辖、形势、气候、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祠庙、陵墓、寺观、关泛、驿站、桥梁、市铺、人物、僧释、土产等。虽然若干地方只有片断记述，欠统一性，但毕竟提供了大量有关十九世纪末年越南地理的贵重资料，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参考。1941年日本印度支那研究会松本信广将本书分两册影印出版。

《同庆地舆志》是越南重要的地理书，亦称《同庆御览地舆志略》，阮朝官撰，完成於1885-88年间。写本。日本东洋文库出版的《同庆御览地舆志图》上、下(1943年)，是复制此书的地图三百一十四幅而成的；书中有山本达郎的〈关於安南的地志——同庆地舆志解说〉，颇为详尽。

上述十种汉籍，都是研究越南历史、文化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从这些汉籍的编修缘起和体例内容，可以充分看出越南从中国独立以後的一千年间，史学撰著大抵仿照中国史书，其规模虽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但较诸其他东南亚国家，是堪称进步和完备的。

近数十年来，越南学界的要工作之一，是把这些汉籍翻译成越南语。不过，无论越南音译、语译或法文翻译，其完整性和重要性都不能超过汉文原本。中国学界在这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事实上中国学者整理越南汉文史料的贡献，一向是受到国际学界注重的，例如陈荆和教授在香港出版《国史遗编》(香港：新亚研究所，1965年)、编注阮述《往津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及主持《大越史记全书》的校勘工作等。日本老一辈的史学家，一般都通晓汉文，所以在研究越南汉籍方面，取得的成绩也很不少。

於此，我们希望中国学界不要浪费本身拥有大量古代文献的特有条件，及可以直接利用越南汉籍的优势，大力开展对越南以至东南亚各国的史学研究，使中国不再处於只提供史料的地步，重新成为研究东南亚史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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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1884年岸田吟香在上海翻刻《安南志略》，同年引田利章在日本翻刻《大越史记全书》等。

2 有关这些机关的藏书情况，日本学者比较留意，可参：松本信广〈河内法国远东学院所藏安南本书目〉(《史学》13：4，1934年)，及〈越南王室所藏安南本书目〉(《史学》14：2，1935年)；山本达郎〈河内法国远东学院所藏字喃本及安南版汉籍书目〉(《史学》16：4，1938年)，〈河内法国远东学院所藏安南本追加目录〉(《东学报》36：2，1953年)，〈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安南本目录〉(《东学报》36：1，1953年)，〈巴黎亚细亚协会所藏安南本书目〉(《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5，1954年)；川本邦卫〈越南社会科学书院所藏汉喃本目录〉(《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纪要》2，1971年)；藤原利一郎〈巴黎国立图书馆新收安南本目录〉(《史窗》32，1974年)等。还有《东洋文库朝鲜本分类目录附安南本目录》(东洋文库，1939年)，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ies— Southeast Asia Catalog，1-7 (Boston, 1976)等。

3 片仓穰〈越南前近代资料解说〉，《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第五卷(京都：同朋舍，1984年)，页448-453。

4 例如：《东洋史料集成》(东京：平凡社，1956年)、《世界历史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东南亚知识事典》(东京：平凡社，1986年)、《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等。

5 有关《大越史记全书》的成书和流传情况，可参陈荆和〈大越史记全书的撰修与传本〉，《东南亚—历史与文化》7(1977年)。

6 陈荆和编校《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册 (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1984年)。

7 山本达郎〈越史略与大越史记〉(《东学报》32：4，1950年)，对《越史略》与《大越史记》的关系有所阐述。

8 竹田龙儿编〈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注索引(地名之部)〉，《史学》33：3、4合刊(1961年)。

9 《黎朝刑律》与《国朝刑律》有不同之处，例如：《黎朝刑律》的〈职制章〉在《国朝刑律》作〈违制章〉；《黎朝刑律》有721条，《国朝刑律》则有722条。

10 松本信广〈安南史研究上的两种资料——Bibliographie Annamite与大南实录〉(《史学》15：1，1936年)；大泽一雄《大南实录前编索引——人名之部》(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