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东：试析越南阮朝明命帝的海洋意识

文|于向东

作者信息：于向东，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越南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创新中心郑州大学分中心主任。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注释从略。

越南阮朝（Trieu Nguyen，1802~1945）前期，其统治者长期采取背向海洋、严格限制其臣民前往海外航行贸易的政策。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帆船时代的越南，只有南北各地沿海航行，没有海外异域的远航，海洋事务不受重视，越南人包括统治者惧怕海洋，海洋意识非常淡漠。由此很多学者在对越南历史和文明进行考察时，常常忽略了越南与海洋的联系，忽视了“很重要的海洋因素”。

实际上，海洋的视角对于理解越南古代历史和文明有着特殊意义。从越南阮朝前期海洋史看，阮朝君主的确一如以往的统治者，实行严刑峻法，禁止民间从事航行海外的贸易活动，但其早期君主从嘉隆（GiaLong，1762~1820。1802~1820年在位）帝到明命（Minh Menh，1791~1840。1820~1840年在位）帝，都关心海洋事务，重视官方的海外贸易。尤其是明命帝，在西方殖民侵略威胁的背景下，特别留意于海疆防御，其海洋意识内容较为丰富，对越南古代的海洋活动和帆船航海事业发展至巅峰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明命所推动的一些海洋活动及其海上危机感

明命是阮朝开国之君阮福映[Nguyen Phuc Anh，又名阮映（Nguyen Anh），即嘉隆皇帝]的第四子，名阮福晈（Nguyen Phuc Giao），又名阮胆（Nguyen Dam），继嘉隆之后成为阮朝第二代君主。阮福映父子分别以嘉隆、明命为年号，嘉隆庙号为世祖，明命为圣祖。继嘉隆统治近二十年后，明命即位，继续励精图治，整饬政务，推崇儒学，重农抑商，垄断贸易，增加军备，开疆拓土，为越南带来一派“升平盛世”景象。他既儒雅博学，又专横集权，强调治国“要审远图”，为阮朝极少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一。嘉隆和明命统治的近半个世纪，是阮朝的强盛时期。

明命在位21年间，是越南海洋事业大发展时期。他大力推进越南官方的航海和海外贸易活动，重视京师与南北部联系的经济命脉——沿海的南北漕运，鼓励打造各种坚固的船舰，倾力建设强大的水师。他非常关心海疆安宁和近海防御，颁布了以打击“海匪劫贼”“站洋”以及维护近海海域商船和漕运航行安全为目的的《巡洋章程》《巡船规式》和《巡洋处分例》等规章制度。最为突出的是，他继嘉隆之后继续提倡和支持海外航行，几乎每年都派出官方船队前往“下洲”（指东南亚海岛国家，主要是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并曾派员航行至“小西洋”（指印度东部加尔各答一带），形成连续不断的大规模“外洋公务”现象。根据《大南实录》记载，从明命三年（1822年）至明命二十一年（1840年），明命至少派出了三十八批次的文武官员，驾乘“奋鹏”“瑞龙”“定洋”“平波”等约六十艘次各种船只，包括一些裹铜大船，前往“下洲”和“小西洋”从事“公务”活动。

明命要求水师官兵要通过学习训练，提高航海技术和作战能力。在他看来，水师的发展，首先要有得力的船只，其次水手要有娴熟的技术。他曾谕工部说：“水师大政，船舶攸关。就中观针辨向，测水验辰，尤为行舟要著。”明命认为，航海者必须熟悉海程，还要注意总结航海经验。所以他要求工部在“检辑群书”基础上，编撰成《海程集验册》，内容包括“风雨总占”“行船避忌”“造船避忌”和搜集官船失事案例的“往事集验”共四目，并令沿海各地绘制所辖“洋分海口图本”，一同发给水师有关人员学习。他认为，航海以舵工为关键，所以要求加强对于舵工的培训和考核，由工部制定《水师舵工课绩赏罚例》。他说：“本国地多沿海，水师船艘最关要著。其进止机宜，责在舵水，而熟知海程险易，风水便否，则舵工又为一船之师。”此外，他还下令为水师配备计时所用的沙漏、辨别方向所用的西洋地盘和测量海水深浅的测水丸，要求水师官员和兵弁懂得“验山测水之法”和“风色避就之宜”，掌握“地盘干支分配地球度数”和“观针辨向”的能力。

明命也非常重视对于海神的崇祀祭拜活动，把祭祀、赐封、供奉或答谢海神，祈求海神保佑风调雨顺、漕运平安、海口畅通和海防固若金汤，视之为重要政务。明命时期，越南官方祭祀的海神较为常见的主要有南海龙王、邰阳夫人。此外，还有来源较为复杂，逐步成为官方崇祀对象的天依阿那演婆（Thien Y A Na，即Po Nagar）、“嘎翁”（Ca Ong，即鲸鱼）和南海四位圣娘等海神。阮朝时期的会同庙，是南海龙王、邰阳夫人等海神和其他诸多神衹被合祀之所，也是皇室要员致祭的官方神庙，其地位虽低于社稷坛、历代帝王庙等祭祀场所，但高于很多地方神庙。明命时期，南海龙王和邰阳夫人除在会同庙享有合祀外，还有单独的祭祀场所。位于越南中部的顺安海口神祠改置南海龙王庙，中部沿海地区的邰阳夫人海神崇祀由民间信仰上升为官方信仰，都是在明命初期完成的。会同庙、南海龙王庙和邰阳夫人祠是阮朝供祭海神最为重要的场所。对于诸多海神的祭祀，明命或御驾亲临，或命各级官员前往致祭。

明命统治的19世纪前期，世界的变革日益深刻，东西方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越南面临的外部世界包括中国与西方关系和东南亚局势都在发生巨变。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列强已经在东方确立其霸权统治地位，殖民侵略随时都在威胁着外强中干的越南。东南亚邻近地区一些国家主权的丧失，更使越南统治者啕醉于歌舞升平的同时，也在思想深处产生了种种忧虑。嘉隆和明命时期，越南虽未遭受殖民者大规模入侵，但已与西方势力有过小规模的冲突，其内心已经多少意识到了海外的一些变化，有了深重的危机感，也在采取措施，试图了解外部世界，学习西方的某些技术，购置西洋火器，增强应变能力。然而，在传统稳固的社会结构的禁锢下，明命依然是故步自封，闭关锁国，不能明察时势，进行顺应时代发展的深刻变革，致使越南与外部世界的实际距离不断拉大。

二反映明命海洋意识的一道谕旨及其矛盾心态

明命九年（1828年），因北城镇（今河内市）守臣上疏，请修整火炮兵器事，引发了明命帝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海防建设和京畿形势等方面的诸多感慨，较为集中地反映出其海洋意识。

明命谕兵部曰：

治国要审远图。朕自亲政以来，思建国家长久之策，修长城于广平，砌雄关于海云，顺安、思容沿海冲要之处，莫不设立炮台，因山川之险，以壮邦畿之卫。至于诸镇城池，亦皆次第兴筑，又多贮西洋火炮，以备临事之用，诚以居安思危，此意不可忽也。

今兆姓乂安，四陲宁晏。然劲兵咸聚于京师，恐非所以壮藩翰之势，当一番规划，用措天下于万世之安，尔等且为朕思之。夫勤于簿书，臣职之小耳，惟于经国远猷、殚竭心力，是朕有所厚望焉。若无事之秋，文恬武熙，岂古人相与保泰之道乎？

紧接下来，明命又对侍臣曰：

有国修德、设险，二者皆不可缺。今朕制造铜舰，欲据沿海诸要害，设厂舍以安置之，留为有事之用。且要害，莫如茶山澳者。外国船来，惟此可泊，而瘴气太盛，恶井十余，昔有西洋船避风到此，卒为恶水所困。由此言之，外人纵有窥伺之心，亦莫如之何矣，况我能据险以资舟舰之力乎。

且以我国形势而言，嘉定则川流迂回，北城则原野平旷，皆无险可恃。平定地形稍壮，而失之逼窄；广南山水亦佳，而失之偏斜；以至广平、清化，皆非可都之地。要之，莫富春若也。土地高爽，山川平静，水则有顺安、思容为之险，陆则有广平、海云为之障，大江萦其前，峻岭卫其右，龙盘虎踞，势壮形强，此天造地设，以遗我列圣定都之所、而垂我子孙亿万年之基也。或言京师地多硗瘠，往往视为珠桂之地。然其界海傍山，鱼鳖材木，不可胜用，固非诸镇之比。况都城所在，涵濡德泽者即久，朕又为之蠲减租税，畿内是先，则民生岂不日益饶裕乎。此诚帝王之上都，万世不可易矣。

除去自我夸耀、盲目乐观的词句外，由此几段论述也可见到明命对于其治下的越南所表现出的矛盾心态方面对于此方“乐土”“无事之秋”的升平景象，对京都顺化“龙盘虎踞，势壮形强”感到非常满意，设想以海疆和山川之险相结合，修筑城池炮台，建造“铜舰”（即多桅裹铜大船），并拟建军用港口码头，预作军事准备，认为可据水陆险障“以资舟舰之力”，可保护阮朝“亿万年之基”的安全，外人对越南即使有野心，也“莫如之何”另一方面又感到了“外人”正在“窥伺”、觊觎越南，伺机寻衅，对于阮朝面临的外来威胁和未来前途忧心忡忡，所以要把顺安、思容沿海海口视为“要冲”之地，加强防守工事建设，对远来“洋船”保持高度警惕，采取诸多措施，事先预防，以备“临事之用”“留为有事之用”，已明显预感到将有难于避免的事变发生。

上述言论反映出明命帝从阮朝长治久安的自身利益出发，对于海洋问题思考甚多，对越南沿海情况甚为关注；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既有对阮朝治下的越南盲目乐观，也已产生深深的危机感。

三明命所具有的海洋意识的若干内容

结合明命的其他言论和施政措施来考察，我们可以将他所具有的海洋意识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重视加强军备，建设海军力量，具有“水师为关要”的思想和“水师为长技”的优越感。

嘉隆八年（1809年），当暹罗因与缅甸交兵请求阮朝从水陆两道出兵相助时，嘉隆曾自豪地说：“水军我素娴习，如用之海为便……”明命认为：“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在军队建设方面，明命与其父一样，特别重视海军建设。明命强调，越南“建国炎方，地多濒海。水师最为关要，正当训练，使之熟悉海程，则临事方期得力”。明命对于前阮主（Chua Nguyen，阮朝先人，17~18世纪割据于越南南方顺化、广南地区，常被称之为广南阮氏，其政权被称之为广南国）和阮朝发展水军、在战斗中熟练有效地运用海军力量非常赞赏。明命七年（1826年），当他看到几艘五桅裹铜大船建造竣工后，曾自豪地表示：“我国家用兵，素以水师为长技，而裹铜五桅大船尤为得力。去年至兹，节命阮才能、黄文心督董兴造，兹现告竣，最大、次大各二，均获一律完整，确壮朕心……”在建造大号多桅战船的同时，为对付“海匪”“站洋”，明命还亲自策划，让人打造了介于多桅裹铜大船和乌梨小船之间、轻便快捷、有进攻能力的中号巡洋船。明命重视海军建设的思想意识，在其于1836年令人铸造、后置于顺化皇宫的九只大鼎上也有所体现。九鼎所铸诸多图形中，反映阮朝军事力量的图形主要就是火器与船艘，其船艘图形包括有海导船、髅船、艨瞳船、多索船、乌船等。

明命在其统治时期，非常重视出洋操演海军，几乎年年派出舰船和水师官兵前往海外，进行实际训练，使其熟悉海道路程，将此举称之为“演习洋程”。明命十一年（1830年），李文馥等人奉派驾乘“奋鹏”“定洋”两艘裹铜大船前往“小西洋”公务，他明确说此行是要去“小西洋之英咭唎国明歌镇洋分操演水师”并按朝廷之意，“多带水师，遵海操演”。进行海外训练的同时，明命还意识到阮朝水军及其战法的一些不足，要求臣下学习英国和美国水战之术。通过从外洋返回派员的汇报，明命得知：“西方诸国惟赤毛及麻离根水战为优，其驶放船只，或占上风，或占下风，无不利捷……诚可效法。”明命还要求兵部尚书张登桂观摩西洋水战阵图，并“参互斟酌，以为演操水师之法”。

第二，通过派员海外航行贸易、“外洋公干”，了解亚洲形势；允许“蕃舶”有限贸易，避免“外夷”生事，具有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海洋忧患意识。

明命曾明确表示，派出官船和官员出海贸易，前往“下洲”和“小西洋”等地，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获得财物，而是要趁机打探情形，了解海外形势。明命初年，还曾派出京兵往外洋“学习海程险易，以防有用”。从越南官船海外航行的主要目的地看，东南亚海岛国家和印度洋东岸地区，都已被西方殖民者所占夺、所统治，所以明命非常关心这些地区的情况，以便越南“临事”有所预防。明命五年（1824年）因暹罗遣使告丧，明命与廷臣议论起“红毛”进攻缅甸，暹人是何心态事，廷臣只看到暹、缅为世仇，认为暹人当然高兴。明命则认为：“暹之有缅甸，犹家之有藩篱也。若红毛攻而克之，势必及暹。为暹谋者，可忧也，非可乐也。”此议论表明了明命对于亚洲形势的了解和深深的忧虑意识。

明命也通过定期朝贡、不时派船前往广州、厦门等地了解中国情况。他从亚洲不少地区已沦为西方殖民地，从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已经感觉到“洋夷”挑衅生事的威胁，认为清朝为了获得眼前银税，设十三行，允许洋人上岸贸易是为“失策”，而鸦片盛行难禁，也为“清人自取”。他天真地阐述了自己的“御洋术”：“不拒其来，不追其去，直以夷狄待之耳。”如有洋人商船前来贸易，只许其在指定港口沱嚢（今岘港市）茶山澳寄碇兑买，“事清即令驶去，不曾许其岸上居留，所在人民亦不许与他私相贸易，其所以杜渐防微者至矣”。并说：“夫御夷自有其术，苟我提防备至，衅从何处生……”此外，明命要求张登桂学习西洋水战阵图，其目的也是“庶可为先事之防也”。

第三，采取措施，加强海岸和近海海域防御，具有抵制西方列强来自海上侵略的海疆防守意识。

明命后期，越南已远离战乱数十年，承平日久，不少士大夫盲目乐观，只知歌功颂德，而明命和士大夫中极少数的有识之士却多少意识到了危机将临。广南沱嚢汛是洋船来越南贸易寄碇港口，明命认为，此处“最为海疆冲要，洋船往来之所必由”，所以，下令修筑镇海、奠海、定海等沿海堡垒炮台，加固防守工事。明命认为，防范“外夷”来侵，要从平时就多加注意，不能让洋人探知虚实。明命二十—年（1840年），任职于都察院的武德奎奏云，西方诸夷“以商买立国”“见利必争，无复顾义”“苟利所在，必出死力以得之”。阇婆附近诸小国，为其所兼并。堂堂“清国”，一许通商，也面临麻烦，西方“战船大闹闽粤”，将成为清朝“海东不可除之痼疾”。所以，他建议为绝“意外不及防之患”，连官方与“夷狄”有限贸易包括官船出洋与洋船载货来越商贸均应取缔，“当先自我闭绝往来……我之畛防不期固而自固矣”。明命虽驳斥了武德奎与西方断绝贸易的建议，却赞同其“杜渐防微”之说。与此同时，明命还重视改革兵制，要求水师兵弁学习西洋水战之法，日夜练习不断，以求加强海防战斗力。

第四，引进和试制某些西洋器物，认为其“奇巧可用”，具有“善天下之善”，注意学习西方某些海洋先进技术的意识。

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15、16世纪以后欧洲逐步开始迈向近代社会的变革，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文化领域先行，政治制度改革随后推进。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兴起，西方进入钢铁与蒸汽机时代。19世纪初，美国人制造出最早的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汽机船，帆船时代逐渐式微。明命虽然不曾意识到这种根本变革的发生及其意义，却看到了西方器物层面的某些技术进步，认为是“天下之善”。其登基后不久，即晓谕全国，“求西洋通事有寓居者，派引来京，使往西洋，求百工归国造器用”，并令越南工匠“习其技艺”“造铜舟”“制器精致”。在令工匠仿造西洋水厢车时，明命谕武库大臣说：“王者以天下之善为善，此车虽是外夷所制，而奇巧可用，习之想亦不妨。若谓彼不足学，终于粗陋矣。”正是在此认识的支配下，明命对仿制西洋锯板机车的官员和匠人均给予赏赐。因为看到了西方船舶的先进，明命还不惜重金，令人购买和学习仿制西洋汽机船，并在仿制和试航中，均予以特别的关注。明命后期，他曾对试制西式火轮船的各部件及船的长宽尺寸等提出具体要求。明命二十年（1839年），明命亲自至顺化香江岸边观看汽机船试航。结果，试航失败，督工等人均受处罚。不久，再次试航，才勉强可以开行。此后，越南继续试制成功了几艘汽机船，“但可能因为试制这种汽机船耗费太大，所以阮朝并未继续发展这一技术”。

第五，从“天人交感”思想出发，虔诚祭祀诸位海神，具有敬畏神衹、祈求海神保佑的意识。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明命和很多越南帝王一样，具有浓厚的敬天畏神和“天人感应”思想明命认为，灾异所生，是天对人君的仁爱和教育，“天心仁爱人君，君有过失，象纬乃见，非恶之，盖教之也”，“故治世之君不贵无灾，但贵遇灾知惧耳”。针对明命十九年（1838年）一艘官船在平定提夷沿海海域遭风难，官军和民众在打捞时，有“仁鱼”（即鲸鱼）群集护卫，“恶鱼”（即鳄鱼）皆远遁，不为人害的情况，明命明确指出“此乃海神效灵，命以太牢赛谢之”。明命认为，顺化地区的镇海城“乃畿下海疆要地”，所筑石坝为风涛撞击，人力难于加固，“惟有凭之神力焉”，遂命礼部尚书潘辉温前往南海龙王庙竭诚致祷，期望在神助下，能够“海沙日培，海城永巩”。当遇有顺安海口港道淤塞，船艘通行困难，后潮退河开，或遇有疏浚思容港道成功或遇有久旱后天降甘霖，漕运平安等情况，明命均认为是他和臣下虔诚祈祷所致，均令人备礼致祭于诸海神庙或各海口神庙，一再表示，“朕心益于天人交感之间，倍增敬慎也”，“惟有深感天恩，益增敬畏而已”。正是具有这种敬畏思想，明命对于体现天意的诸海神祭祀有加，不断提高会同庙和各地海神祠的祭祀级别，以求海神保佑大海安澜，航行安全，漕运顺达，海疆永固。

阮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其水师战胜了西山朝水师。阮朝建立前后，不断加强其水师舰船的打造。从1778年到1819年，阮福映仅在里路（Dang Trong，指越南南方地区）就建造各类舰船1482艘。明命即位初的1821年，阮朝的舰船多达3190艘。明命七年（1826年）一年内，阮才能受命监造五桅裹铜大船就有11艘。明命时期，越南中部顺化香江沿岸一带设有船厂250多所。从造船技术看，越南帆船船桅多，帆樯多样，载重量大，稳定性较高，多舱房设计起到了水密仓的作用。其作战用的大师船，桅杆分为两段，“以筍接竖，式与英夷同”。数量庞大的水师舰船和较为先进的造船技术，使得阮朝能够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拥有东南亚强大的海军力量，也为明命重视水师、以水师为自豪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

从古代航海的角度看，尽管已经有了汽机船，漫长的帆船时代仍到19世纪后期才结束，19世纪前期越南的帆船与同时期西方的帆船相比并不显得落后。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仍在使用改进后的双桅或三桅铁壳、铁框快速木帆船，即所谓“飞剪船”（Clipper），用于越洋贸易航行等。同时期越南的五桅裹铜大船与西方的帆船有不少接近之处，甚至某些地方还胜过一筹。所以，19世纪前期，林则徐、魏源等人看到了越南船舶的进步和优点，呼吁清廷学习阮朝，建造“安南战船”“安南大师船”，希望以此壮水师、固海疆，抵御西方列强的利炮坚船。魏源还进而构造了安南战船坚固、水军善战、屡败英夷、仿安南战船可固我海防的安南战船神话。周凯主修的《厦门志》曾引述《台湾府志》说，越南“其人多汉裔，好食槟榔，能为轧船，无首尾，轻捷异常，红毛畏之”。实际上，越南在其沿海对于西方寻衅船只的打击，并不是主要靠其战船火力，而是以其惯用伎俩，用潜植铁尖粧使西方船只搁浅而攻之。

今天，对于林则徐赞扬“安南战船”一事，经澳大利亚李塔娜（Tana Li）教授的宣传，一些越南学者也感到非常自豪，引以为荣。他们说：“自古代越人造船、打造舢板的技术已非常独到，达到很高程度。到了19世纪，当中国要对付西方侵略危机之时，一些爱国士大夫如林则徐还曾提出欲仿造安南船，以增强中国水师的海上抵抗力。”但是，越南帆船虽与西方木帆船很接近，却与西方汽机船有着巨大差距和质的差别。正如人们所知，19世纪中后期，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进攻岘港，越南国门洞开、签约失地，阮朝规模庞大的水师舰船也无力回天，安南战船的神话很快就破灭了。

四我们的一些认识

明命的海洋意识是在继承嘉隆帝海洋意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受到广南阮主重视海洋、积极开展海洋活动传统的影响。海洋因素对于广南阮氏割据势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历代阮主也多注意发展海洋活动和海洋事业。嘉隆更是靠海洋发展起自己的势力，通过水战击败西山朝的水师。嘉隆时代已经在大力发展水师力量，建造帆船战舰，派出船只航行海外。嘉隆曾命工部组织编写《沿海录》，记载沿海潮汐的深浅和海道远近里数。他登基不久，暹罗请求阮朝从水陆两路出兵助其攻打缅甸，嘉隆以为陆路不可，而从海上由“海西”与暹兵会合为便。他在反复考虑是否出兵时，提出如对缅用兵，“海道有二：一从六坤、车加，陆与暹会，则储粮屯兵，当于何所？一经阇婆红毛诸国海岛，直抵缅甸，则假道于人，当以何辞”？可见，嘉隆对于越南沿海和越南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海上交通航道已经较为熟悉。

明命虽然关注海洋事务，包括重视对海程道里的调查研究，试图对海洋有较多的认识，但他对于海洋的兴趣，主要还是集中在接近陆地的近海水域，并未有很多涉及远海区域及其岛屿的内容。可以说，19世纪前期越南统治者所具有的海洋意识，还属于古代海洋意识的范畴，并不具备现代的海洋岛屿主权观念和广阔海域的海洋疆域主权观念，并不关心远海群岛的主权归属。越南的海洋活动，主要是沿海岸的近海航行。阮朝的海疆意识，仅是海岸关汛、海口国门的防守意识。

明命海洋意识的基本出发点是希望通过海洋了解外部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海防建设，预防西方列强从海上的侵略，并企盼在各种海洋活动中，能够得到上天和海洋神衹的相助，以求永保阮朝平安。然而，明命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极为有限，派人学习的也仅是西方科学技术的皮毛，阮朝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一个时代。明命之后不久，阮朝自以为坚固的海防和强大的裹铜战船并不能阻挡西方殖民者的新式火轮船和火器的进攻，越南最终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