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佳：戴可来先生与中国的越南研究

编者按：戴可来教授是我国著名越南研究专家，在越南历史和中越关系史，尤其是西、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研究等领域造诣精深，成果卓著。在学术研究和写作之外，先生还特别重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为郑州大学国别区域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早在1978年就创立了郑州大学印度支那史研究室，1995年12月19日改建为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成为国内最早的越南研究机构，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培养了大量越南史和南海问题研究人才。2015年2月23日，戴先生因病不幸逝世。2019年底，值先生去世五周年之际，为了纪念先生，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成思佳博士受越南研究所所长于向东教授嘱托，以戴先生与中国的越南研究为题，对先生的越南研究进行一番梳理和回顾，以寄托我们对先生的无限思念之情。

由于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极为密切且复杂，使得中国自古以来便形成了关注和研究越南的历史传统。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籍中就已经出现了不少有关交趾和越裳氏的传说。秦汉以后，由于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北区被纳入中国版图，中国史家和文人遂将当地情形作为中国郡县和边疆之一部加以著录和记载。到北宋以后，随着越南逐渐脱离中国而独立，中国历代正史又开始为越南设立外国列传，由此形成了专志越南的传统。进入明清时期，中国士人专志越南的著述开始大量涌现，较为有代表性的如明人丘浚的《平定交南录》、李文凤的《越峤书》、郑若曾的《安南图说》、张镜心的《驭交记》、清人李仙根的《安南使事纪要》、高熊徵的《安南志》、徐延旭的《越南辑略》、盛庆绂的《越南地舆图说》等。到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的越南研究开始向近代转向，逐渐引入一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早在宣统元年（1909年），冯承钧先生就曾使用西方研究方法撰写《越南调查记》，对法属时期的越南进行了初步考察，他在文中就曾指出：“安南为中华帝国之一部，安南人为中华人种之一份，为种族计，为经济计，吾人不可不知今日法人经营之安南”。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中越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越南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成为中国学人研究越南的指导思想，使得中国的越南研究有了更为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在此大背景下，新中国亦开始尝试培养自己的第一代越南研究学者，我国著名的越南史家戴可来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作为先生的再传弟子，笔者在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师从于向东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一直得到先生的亲切关照和悉心指导。至2015年初，先生又鼓励我继续深造，在春节前夕特别为我撰写了报考博士研究生的专家推荐信，使得我得以继续留在于师门下学习，并于2019年6月顺利取得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19年是先生离开我们的第五个年头，恩师于向东教授特别郑重嘱我撰写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遂决定以戴先生与中国的越南研究为题，对先生的越南研究进行一番梳理和回顾，以寄托我们对先生的无限思念之情。

(戴可来教授，1935-2015）

一、戴可来先生生平述略

戴可来先生（1935—2015年）是我国著名的越南研究专家，河南镇平人，1935年6月7日出生于河南焦作市。先生于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参加陈永龄领导的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赴青海对撒拉、回、土等民族进行实地考察。1959年9月，先生毕业后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在吴文藻先生的指导下，开设了国内民族学院第一门《亚洲民族志》课程，系统讲授亚洲各族，特别是东南亚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1976年，先生调入郑州大学任教，1986年晋升教授，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等职，并创建了郑州大学印度支那史研究室（与陈显泗、景振国等先生一起）、越南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被聘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等，长期担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主编。此外，先生还曾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一、二、三、四届副理事长，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理事，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二、三、四届副主席、顾问，河南省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先生于1988年被评为“国家人事部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0年被评为“河南省优秀专家”，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88年和1995年两度被评为河南省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2001年6月先生退休。2015年2月23日晚9点，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郑州不幸逝世，享年80岁。

戴先生在北大学习期间，先后师从陈玉龙、邵循正等先生，精通越南文，主要从事越南历史、中越关系史、亚洲民族志、中国少数民族概况、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越南历史和中越关系史，尤其是西、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研究等领域造诣精深，成果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先生曾先后编著和点校了《撒拉族简史》、《越南》（与于向东等合编）、《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与童力合编）、《21世纪中越关系展望》、《越南历史与现状》（与于向东合著）、《亚述帝国》（与许永璋合著）、《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与杨保筠点校）等书，翻译出版了《越南历代疆域》（以笔名钟民岩出版此书）、《越南通史》、《黄沙和长沙特考》、《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越中关于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争端》等多部越文译著。先生的这些著述大多涉及越南历史和中越边疆史地问题，成为国内外治越南史学者常用的参考书籍，并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与好评，我国著名东南亚史专家朱杰勤先生曾评价戴先生：“译文流畅，寓批判于注文之中也很有特色，足见功夫深厚”。此外，先生还先后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民族卷，《世界历史词典》，高等学校通用教材《世界历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以及《华人华侨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近代边疆史》《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等书中有关越南历史和现状问题的编写工作；先后在《光明日报》《红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史学月刊》《国际问题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北大亚太研究》《北大亚太评论》《中外关系史论丛》《南洋问题研究》《河南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论文和译文百余篇。

二、戴可来先生对越文著述的译介

从上文的叙述不难看出，先生一生的研究是极为广泛的，涉及越南历史与现状、中外关系史、亚洲史、世界上古中古史、民族史等多个层面，但其着力最深、影响最大的仍是越南研究。根据戴先生生前回忆，他与越南研究结缘始于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生涯。1954年，先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当时的北大历史学系可谓是名家云集，翦伯赞、邓广铭、周一良、邵循正、齐思和、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杨人楩、张政烺等老一辈学者均在此执教，先生亦深受燕园诸名家的熏陶和指点。后来，戴先生最终选择了周一良先生主持的亚洲史专业作为研究方向，在亚洲史专门化课程（据戴师回忆，当时共分为印度、日本和越南3个方向）中，又选修了陈玉龙先生开设的越南历史专题课，由此正式与越南研究结缘。在学习越南历史和越南语的过程中，戴先生亦开始尝试对一些越文著述进行翻译。先生生前常常跟我们提及，他的越南研究就是从越文的翻译工作起步的，最初就是拿了一本越汉字典，一字一句地尝试进行翻译。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先生一生翻译了大量的越文文章和著述，其中仅大部头的著述就有5部，分别是越南学者陶维英的《越南历代疆域》、阮雅等著的《黄沙和长沙特考》、潘辉黎等著的《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陈重金的《越南通史》（越文原题为《越南史略》）、刘文利的《越中关于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争端》。

在此5部译著之中，影响最大的可能莫过于先生翻译的越南史家陈重金的《越南通史》。陈重金（1882—1953年），越南河静人，“越南现代第一流的汉学家、史学家和伦理学家”，其著述则有《初学师范科要略》《越南史略》《儒教》《王阳明》等十余种。自1914年3月起，陈重金开始在越南《东洋杂志》上连载《越南史略》（即戴先生翻译的《越南通史》），并于1917年印制成书，初名为《初学安南史略》，1920年更名为《越南史略》。由于该书是第一本由越南史学家用越南国语字写成的越南通史性著述，因此在越南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李文雄在《越南杂记》中曾提及，1946年在西贡举行的越南书籍著作比赛上，经大众评议，《越南史略》竟力压《金云翘传》获得冠军，越南民间对该书的好评可见一斑。鉴于该书在越南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中国国内长期没有出版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越南通史性著述，戴先生遂凭其一人之力，将此部洋洋三十余万字的越文著述全部译为中文，以供中国国内学界参考和使用。时至今日，该译作仍然是中国国内越南研究学者必读的“入门书籍”，荣获2015年首届“姚楠翻译奖”二等奖，并于2020年初进行了再版，次年又很快进行了加印，亦可见国内学界对该书的需求。

由于先生是史家出身，他译介的越文著述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自觉地将翻译工作和史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他所翻译的文稿不仅要达到忠实的表达和还原原文的真实含义，做到翻译“信、达、雅”的基本要求，还往往要对原文中的具体史实进行严谨考证，以纠正原著中存在的某些错误，由此就在先生译著中出现了大量的译者注。这些译者注往往旁征博引，纠正了原作中存在的很多史实错误。除对译著、译文史实进行考证外，先生还特别注意对其所译原著的史观进行总结和批判，避免对中国读者造成误导。比如仍以他翻译的陈重金的《越南通史》为例，其在译文之前就特别撰有《译者的话》，相对客观且公允的对陈氏本人及其书的优、缺点进行了系统概括和全面总结，尤其是他基于唯物史观对陈书中唯心史观的历史局限和种种不足所作出的系列批判，在今天看来仍为金石之言，正如先生所说：“对于陈重金《越南通史》这样的资产阶级著作，我们必须持严肃的批判态度。只有去其糟粕，才能供我们更好地使用”。当然，由于先生有不少译著可能是以笔名的形式发表和出版的，因此我们对他整体的译介情况的掌握可能也不全面。比如戴先生翻译的《越南历代疆域》便是以“钟民岩”的笔名出版行世的，由于他在翻译是书时仍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钟民岩”即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之意。据先生生前回忆，《越南历代疆域》的译本在出版后不久便为谭其骧先生所见，由于谭先生亦不知“钟民岩”是戴先生本人，遂向他推荐此书，说：“近日有钟民岩所译之《越南历代疆域》甚好，你可以读一读”，戴先生则笑答道：“钟民岩即戴可来也”。 

三、戴可来先生对中越边界和南海问题的研究

与我们这代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后学晚辈不同，先生这一代人是真正经历过国家和民族危亡的一代。即便是在平日与我们这些小辈闲话家常的过程中，先生还会屡屡提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艰辛，感慨今日国家强盛及和平发展局面的来之不易。也正是有了这种经历，使得先生身上似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且十分强烈的家国情怀。在此作用下，先生往往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的现实需要自觉地联系起来，遂在中越边界问题和南海争端问题上着力颇深，为国家的中越边界谈判和维护我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及合法权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越边界问题方面，先生曾与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多有讨论和交流，并由此形成了一些书信往来。后来，他又参加了外交部召集的相关研究工作，和其他专家一同查阅史籍，潜心考证，锱铢必较，寸土必争，对中越陆地边界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考证，为我国中越陆地边界的划界谈判提供了大量坚实有效的历史资料支撑，曾受到外交部的3次表扬。后来，由于先生在中越边界问题上颇有心得，遂鼓励和指导李国强老师完成了《略论明代中越边界》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明代以前的中越边界、明代中越边界发展的历史背景、明代中越边界的纠纷与交涉、明代中越边界纠纷的原因和明代中越边界稳定发展的客观性等问题均进行了系统考证和分析，为李老师后来从事中越边界史和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中越边界问题的研究相比，先生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则更为中外学界所熟知。在南海问题研究中，先生主张“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遂独辟蹊径，选择从越南古代汉喃文献资料的原始记载入手，对越方提出的所谓“历史依据”进行缜密考证和有力批驳。如1980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漏洞百出，欲盖弥彰——评越南有关西沙、南沙问题的两个白皮书》的文章，对1975年南越政权和1979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有关我国西沙和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中的所谓诸“历史依据”逐一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批驳，提出此两个白皮书所提出的“论据”均是建立在张冠李戴和似是而非的材料基础上的，只能证明越南古代史籍中的黄沙、长沙并不是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到1989年，他又与于师合作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发表了《〈抚边杂录〉与所谓的“黄沙”、“长沙”问题》一文。该文对黎贵惇《抚边杂录》中有关越南中部近海岛屿、海门沙洲的记载进行了系统考证和研究，认为《抚边杂录》的记载恰恰证明黄沙、长沙是越南中部沿海一带的岛屿和沙洲，不是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

到1991年，先生又撰写了《越南古籍中的“黄沙”、“长沙”不是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驳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历史地理论据”》的宏文。该文对包括《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乌州近录》《簒集天南四至路图书》《抚边杂录》、《大南一统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一统全图》在内的数十种越南汉喃文献中有关“黄沙”和“长沙”的记载进行了系统的考述，对越方所吹嘘为最原始、最直接的记载——《簒集天南四至路图书》《抚边杂录》和《大南一统全图》进行了全面的批驳，再次证明越南历史上的“黄沙”和“长沙”并非是中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为捍卫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做出了杰出贡献。同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郑州大学时，曾与戴可来先生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他的学术研究情况。当江总书记听完戴先生关于西沙、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发言时，不禁拍案称赞：“你讲得好！讲得好！”，对先生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赏。

除了上述主要研究成果以外，先生还编著和翻译了一大批越南方面有关南海问题的政府文件、学术论文和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他与童力先生合编的《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一书，他翻译的阮雅等著的《黄沙和长沙特考》、刘文利的《越中关于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争端》（与于向东、余富兆、于在照、孙衍峰、吴受祥、谭志词合译）等译著，为中国学界了解和批驳越方的无理主张和观点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到本世纪初叶，先生对南海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了近代时期，他与张明亮老师一起写成了《中法<重庆协议>与西、南沙群岛问题》一文。该文主要对越方提出的所谓“中法《重庆协议》把在西沙和南沙的受降权交给了法国人”的荒谬观点进行了有力批驳，认为从中、美、法商议法国战后重返印度支那，盟军统帅部发布关于中国军队在越北受降的命令，中国军队到越北受降的过程，签署重庆协议的交涉，到最终作为这一过程主要结果的《重庆协议》均与西、南沙群岛无关。

四、戴可来先生对越南历史的研究

在关注国家现实需要的同时，戴先生亦从未忘记过他的历史本行，仍长期坚持对越南历史（尤其是越南古代史）问题进行研究。先生在世时，就常常教导我们，认为历史研究才是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的特色和根本所在，是不能放弃的重要阵地。他曾多次感慨当下国内越南历史尤其是古代史研究日益萎缩的局面，特别希望我们这些后学能静下心来从事一些越南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正是在先生和于师的悉心教导和持续影响下，笔者在硕士期间逐渐形成了对越南古代史的研究兴趣，最终将硕士学位论文确定为《越南古代的上皇现象研究（968—1759）》。到2015年初，先生在家中为我撰写报考博士的专家推荐信时，还特别嘱我要将对越南古代史的研究继续坚持下去，至少要将现有的研究时段推进到1858年越南进入近代之前，从而形成一套对越南古代历史整体性的认识和理解。到是年2月，先生不幸驾鹤西去，为了不负先生的嘱托，我在于师和越南研究所各位师长的鼓励和指导下，最终于2019年完成了题为《从多元分散到趋近统一——越南古代海洋活动研究（1771—1858）》的博士学位论文，亦是对先生当年嘱咐的一种纪念和告慰。

从先生遗留的诸著述来看，他对越南历史问题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越南古代汉喃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近年以来，随着国内域外汉籍研究和从周边看中国等研究热潮的逐步兴起，越南古代汉喃文献开始日益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如若将时间推至几年或十几年前，国内却甚少有学者对其予以关注。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先生可谓是中国国内较早对越南古代汉喃文献材料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和北京大学的杨保筠先生合作，点校出版了《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对当时在中国国内十分罕见的3种汉喃文献材料（即《岭南摭怪》《嘉定城通志》和《鄚氏家谱》）进行了整理和点校。在此3书中，前者事涉越南古代民族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后二者则与越南阮主、阮朝的历史和在越华侨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该书出版以后，极大地便利了国内学人对此3种史料的利用，推动了当时中国越南研究的发展，亦可谓是当前中国国内越南汉喃文献整理和研究热潮的一种先声。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出版前后，戴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书目，对不少国内罕见的越南汉喃文献进行著录、介绍和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评介越南的一部古籍》、《东洋文库安南本目录》（辑录）、《关于法国入侵越南的专题史料<洋事始末>》（与于向东合著）等。另外，从先生去世后捐赠给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和写作遗稿来看，其还对多种越南古代汉喃文献都进行了点校或摘录（如《大南实录》《洋事始末》《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只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这些书稿均未曾付梓。 

第二，对越南历史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与当前越史研究日益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向所不同，先生作为越南历史研究的专家和大家，特别重视对越南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整体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率先发表了《越南历史述略》一文，对越南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发展特点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论述和阐释。在该文中，戴先生初步地将越南历史划分为“古代和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两大阶段，着重对越南历史上的称谓与国号、越南信史的起点、越南郡县时代的发展特征、越南从中国独立的时间、越南诸自主封建王朝发展的特点、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入侵、越南共产党与越南民主革命、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等问题进行了相对详尽的论述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学界对越南历史的一些整体性的观点和看法。到1998年，先生和于师又共同主编出版了《越南》一书，该书是《周边国家丛书》之一种，主要包括越南历史概述，地理与居民，政治、军事和外交，经济及经济改革，文化、教育、宗教与习俗5章的内容。在该书中，先生和于师在原《越南历史述略》一文的基础上，又对越南的整体历史分期进行了细化和改进，将整个越南历史分为上古时代、郡县时期（也称“北属时期”）、自主封建时期、近代、现代和当代，进一步丰富了他对越南整体历史的一些认识和把握。据先生后来回忆，他所撰写的《越南历史述略》和《越南》均是为他主编的《越南史》一书（该书是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项目，与北京大学的梁志明先生、杨保筠先生合作）所作的前期准备工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戴师主持的这部《越南史》一直未能付梓，亦成为一大遗憾。

第三，对越南古代历史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具体而言，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越南古史的思考和研究。由于越南古史事涉越南国家和民族起源的问题，历来为中外治越南史学者所关注和研究。早在先生翻译《越南通史》和点校《岭南摭怪》的过程中，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思考。到1998年，他和于师一起写成了《越南早期传说与古代史迹》一文，对古史上的雄王和安阳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分析，认为雄王和安阳王所建立的文郎国和瓯雒国的传说不能作为信史，也已不是上古原始的传说；“雒王”“雄王”之不同，并非只是笔误，应是民族自豪感的表现；秦朝以前的越南北部社会农村公社与军事民主制并存，尚未形成阶级压迫的国家政权。后来，笔者亦在戴、于二师的影响下，写成了《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初探》一文。其二，是对越南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早在1958年，先生就参加陈永龄先生所领导的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之后写成《撒拉族简史》一书。后来，先生亦将中国的民族研究方法引入越南研究，开始对越南的诸少数民族进行专题考察，先后写成了《越南的昧人（摩依人）》《中越跨界的少数民族》《越南“摩依人”的原始遗风》等多篇论文，是我国较早对越南民族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之一。后来，先生还参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为其撰写了越南摩依、岱、扎雷、赫蒙等少数民族的词条。其三，是对越南古代的等级制度进行研究。2001年，先生和于师以及游明谦老师一起写成了《越南古代等级社会制度》一文。该文主要包括越南村社基础上形成的等级制度、越南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等级和阶层以及占婆的等级制度3个部分的内容，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对越南古代等级制度进行的系统阐述和研究。此外，先生对越南古代的铸币问题、土地问题、农民起义、国家疆域、传统文化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最后，对越南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专题性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先生就对越南近代史产生了浓厚兴趣，翻译了越南学者陈辉燎的《关于刘永福和黑旗军在越南抗法斗争中的几点意见》等相关文章。到1986年，他发表了《二十世纪初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文，对20世纪初的越南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一系列改良运动（包括越南维新会的成立始末、东游运动的兴起、东京义塾的创立、中圻维新、抗税运动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分析，认为20世纪初的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为资产阶级的进一步斗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准备了条件，在越南民族解放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进步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先生又将目光转向了越南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问题，相继写成《1850—1880年越南社会整合情况之分析》（与廖宏斌合著）和《越南封建士大夫与西方殖民地的初步接触》两文。前者主要从越南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家族和村社制、阮朝后期日益僵化的政治制度和越西宗教矛盾的角度出发，首次相对系统地揭示了越南最终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内在原因；后者则较早关注到了越南近代前夕其部分封建士大夫与西方殖民地的接触经历，着重探讨了越南传统士人对西方的认识与越南社会近代转型之间的关联。在关注越南近代史的同时，戴先生亦长期关注和跟踪越南现当代历史的发展和走向，相继写成了《略论越共“七大”的政治动向》（与于向东合著）、《对当前越南政治经济形势的观察》、《近年来越南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与于向东合著）、《中国对越南的投资:现状与机遇》（与游明谦合著）、《伏尔洛（FULRO）在越南西原的少数民族中引发的骚乱》、《略论越共“九大”的几个问题》、《1954年奠边府战役的历史背景分析》（与王琛合著）等文，对越南现当代的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

五、戴可来先生对中越关系的研究

在对越南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中越关系亦是先生长期耕耘的重要领域，他对中越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中越宗藩关系研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宗藩关系”又被称为“朝贡关系”“封贡关系”“华夷秩序”“藩属关系”等，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用以认识和解读古代中越关系尤其是官方关系最为普遍和基本的一种研究理论或范式。国内学者使用宗藩关系来认识和解读古代中越关系应始于我国著名史家邵循正先生。他于1933年在硕士毕业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中提出了“中越宗藩关系”的说法，认为“中越之宗藩关系，其历史依据至为充足，不生疑问”。新中国建立以后，戴先生曾师从邵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深受其中越宗藩关系理论的影响和浸润。改革开放以后，先生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邵先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古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学术论文，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有《中越关系简史》《论中越关系史中的若干问题——兼驳越南史学界的反华谬论》《略论古代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等。通过上述诸文，戴先生对古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发展历程、主要内涵、基本内容和历史影响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相对客观的论述，为中外学界正确认识和解读中越历史上的宗藩关系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进入21世纪以后，先生又在中越宗藩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创造性的提出了认识古代越南与其周边诸小国或民族之间存在的“亚宗藩关系”理论，认为古代越南在对外关系方面，亦仿效中越宗藩关系的模式与比它弱小的周边国家（如占城、真腊、哀牢等）建立了所谓的“亚宗藩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宗藩关系”的理论内涵。

   第二，对中越关系断代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在对中越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过程中，先生尤其重视对中越关系的宏观把握和认识。具体而言，则集中表现在他对中越两国关系断代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上。自20世纪世纪80年代起，先生着力对宋朝与越南的关系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论述，相继发表了《略论宋代越南对中国的朝贡——宋代中越关系史论之一》和《宋代早期的中越关系》两篇论文，对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的中越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断代性的考察和研究。在此两篇文章中，先生以“宗藩关系”理论为指导，着重对宋朝与越南宗藩关系的确立时间、越南对宋廷的朝贡、宋朝对越南的封号、宋越之间的冲突与战争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分析，形成了他对宋越关系断代性的认识和理解。到90年代，戴先生因承担了“八·五”国家科技专项《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科学考察》的一个专题，又将其对宋越关系的断代性研究扩展到了整个中越关系，最终写成了《中越关系简史》一文。在该文中，戴先生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相对合理的历史分期，将其大致分为传疑时代、中国郡县统治时期、越南自主封建王朝时期和近现代两国关系时期，并逐一对各个历史时期内的重要事件和史实进行了客观的考证、论述和评价。他认为，早在越南的传疑时代，中国就与越南当地的原始先民有所接触；到中国郡县越南以后，中越则表现为一国之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到丁朝建立以后，中越之间方以宗藩关系为纽带，发展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近代以后，中越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密，两党两国之间一度建立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

第三，对中越关系的专题论述和研究。在对中越关系进行理论性、整体性思考的同时，戴先生还结合具体的史料对中越关系史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专题性的研讨。其一，是对中越历史上的华侨华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先生就结合一些在国内较为罕见的中越古代史籍，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越历史上华侨华人问题的学术论文，如《<嘉定通志>中所见17—19世纪初叶南圻华侨史迹》《<鄚氏家谱>及其所记鄚氏开发经营越南河仙的业绩》和《蔡廷兰<海南杂著>中所记越南华侨华人》等。这些论文普遍以中越两国遗存的某一古代史籍或史料为主要切入点，对其中有关越南华侨华人的记载展开详尽的考证和分析，以小见大地来还原和反映当时华侨华人群体在越南历史和中越关系史上所起到的独特价值和贡献。其二，是对中越交往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考察，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如先生与于师合著的《略论释大汕及其越南之行》。该文以清康熙年间僧侣释大汕的广南国之行为中心，对大汕本人的生平著述、大汕在广南国的主要活动，大汕之行对广南阮氏与清朝关系造成的影响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认为从中外交通、中越关系的历史背景来看，大汕的越南之行是值得肯定的，是清代中越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最后，对中越关系现状问题的一些考察和反思，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成果如《越南经济观察与中越贸易态势》、《对关系正常化后中越关系的实地考察》、《关于越南形势与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1998年访越考察报告》（与于向东合著）、《90年代中越政治关系的发展及其动因》（与于向东合著）等。

六、戴可来先生与中国越南研究人才的培养

除了对越南的历史与现状问题进行持续的追踪和研究外，戴先生还特别重视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2017年4月，即先生仙逝的两年后，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史学院的阮有心、武维绵和张氏燕3位老师来到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当时阮有心老师就向于师提出了一个疑问，即他发现在当前中国从事越南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的学者中有不少都是与越南相隔甚远的河南人（比如戴可来、郭振铎、杨保筠、于向东、孙来臣、游明谦、牛军凯、张明亮、邱普艳等均是河南人），想请于师给予解答。于师当时就回应道：这种现象与戴师长期在郑州大学进行与越南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正是戴师的长期坚持与耕耘才最终在河南学界形成了一股学习和研究越南的传统和氛围，进而为中国的越南研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自1976年先生调入郑州大学以后，他就开始为当时的本科生开设越南史和东南亚史等专业课程。到1985年，先生开始在郑州大学招收世界地区史·国别史（越南方向）硕士研究生，可谓是郑州大学国别区域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相继为研究生开设了《越南史》《越南语》《越南史料学》《越南史学名著选读》《中越关系史》等多门课程，笔者的恩师于向东教授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李国强研究员均是先生当年正式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据先生后来回忆，当时为了丰富研究生的来源，他曾多次前往国内其他高校（尤其是省外高校）进行讲学活动，鼓励省外的优秀本科生报考自己的硕士，比如李国强老师就是听了先生在兰州大学举行的系列讲座，才逐渐对越南历史产生兴趣，最终选择报考了先生的研究生。 

从1985年先生首次正式招生到2007年其最后一届硕士毕业，先生或个人独立指导，或与孙秉莹、许永璋、于向东等老师联名指导了50余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本科生则更多。这些学生不仅撰写和发表了大量与越南相关的学术小论文和学位论文，很多人亦在先生的不断鼓励和无私帮助下前往国内外各种科研机构和高等学府任教或继续深造，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中国的越南研究队伍。时至今日，先生当年指导的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仍然在从事与越南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如于向东老师就专攻越南历史与现状、中越关系和南海问题，李国强老师则长于中越陆地边界史和中国海疆史的研究，孙来臣老师则长期致力于东南亚史的研究与译介工作，牛军凯老师则侧重于越南古代史和占婆史的研究，谭志词老师则在越南语言文化和碑刻研究着力颇深，禄德安老师则在越南现代史和东南亚国际关系方面多有论述，张明亮老师则一直从事越南现状和南海问题的追踪与研究，孙建党老师则致力于越南外交史和东南亚国际关系史的研究等。更为可贵的是，除了大力培养郑大本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外，戴先生对于当时外校有志于越南研究的很多学者和学生亦多有帮助和提携。比如根据先生的回忆可知，河南大学的郭振铎先生开始从事越南研究的契机就是从先生这里借走了一部越汉词典，由此开启了他对越南的研究工作；再如根据孙宏年老师的回忆可知，1999年春，他为了完成自己《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的博士论文，特意从复旦大学来到郑州大学向先生求教长达半月有余。在此期间，先生不仅慷慨地为他提供了许多当时在中国国内罕见的越南汉喃文献材料（如《大南实录》《历朝宪章类志》等），更向他传授了不少自己多年来研究越南历史和中越关系的方法和心得，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

2007年先生完全从郑州大学退休以后，仍然时刻关心越南研究所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自2008年起，于师开始在郑州大学招收越南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先生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即便后来几年他行走已十分不便，但仍然不辞辛劳坚持从郑大老校区的寓所到新校区参加于师博士生的面试、开题、中期考核、毕业论文预答辩和答辩等各个环节的培养工作，与于师一道长期给予各位博士研究生以极大的帮助和指导。对于硕士研究生，戴师的关心则更多体现在平时。记得2012年9月，笔者进入历史学院跟随于师攻读硕士学位时，于师开场就告诫我们要尊师重道，他说：“戴老师是我的恩师，你们平时可以不来看我，但是要多去老校区看望戴老师”。由于有于师的教诲在先，笔者就常常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先生家中去看望他，后来熟悉以后先生也时常将我唤至家中，询问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慷慨地将他的许多珍贵藏书提供给我学习和阅读。2015年先生去世后，根据其生前遗愿，他的手稿和藏书尽数捐献给了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在于师的嘱咐下，笔者有幸参与了戴先生手稿和藏书的初步整理工作。借此机缘，先生遗泽的丰富文献亦成为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可以这样说，时至今日，戴先生的“越南遗产”仍然在持续滋养和影响着中国的越南研究：从物质层面上来说，他数十年来搜集和积累的丰富藏书仍然是我们这些后学研究越南的宝贵材料，而他手书的众多文稿和信件则成为我们认识和梳理中国越南研究学术史的新史料；从精神层面来讲，先生在越南研究中形成和总结的种种学术研究方法和思想创见则自觉或不自觉的为他的弟子及后世学人所接受、认可和继承，最终转化为中国越南研究优良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文原载《南洋资料译丛》2022年第2期，转载时格式略作调整）

作者注：本文原作于2019年12月，初稿曾在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举办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越关系研究暨戴可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宣讲和发表。在本次会议前后，笔者的恩师于向东教授以及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的许永璋教授、王琛教授、禄德安教授、庞卫东教授、邱普艳副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李国强研究员、孙宏年研究员，澳洲国立大学的李塔娜研究员，加州州立大学富勒敦分校的孙来臣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周桂银教授，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牛军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刘志强教授，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的谭志词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的孙建党教授，广西师范大学越南研究院的陈国保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咸蔓雪副教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明亮副教授等师长或向晚生提供了有关戴老师的个人回忆和学术素材，或就文稿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最终形成了目前的稿件，在此一并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