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东：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嬗变——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世今生

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现代越南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学术体系，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发轫期则与马克思主义学说20世纪初在越南传播相伴随。80年代后期，随着全面革新开放，特别是21世纪初越南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曾多次改名，本文统称越南共产党)形成“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革新理论体系与体制框架目标后，服务于实践探索需要，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繁荣，也试图追随国际史学发展趋势。

在越南传统文化和民族思维中，儒学占重要地位，哲学不够发达，相比之下文学和史学具有强大传统，成果丰硕。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首要任务是服务于革命和政治斗争需要，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侵略控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同时，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必须适应和弘扬古老史学传统、民族精神，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改造，才有可能对旧史学观念和认知体系进行重塑，逐步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教学研究体系与学科体系，培养自己的历史学家，推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研究成果，进而有所创新发展。

一    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滥觞与初步成长

19世纪后期，阮朝(1802—1945)专制君主统治在法国殖民制度下苟延残喘，但君主制度在越南社会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依然存在，传统史观流行，阮朝修史活动仍在继续。朱批、史官实录等仍作为正史编纂和民间作史的基本依据。记载中国历史的“北史”对于越南史学发展依然有较大影响。

越南作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动地卷入近代世界体系，社会形势和社会思潮复杂演变。20世纪初叶，一些仁人志士游历海外，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以胡志明(1890—1969)、阮安宁(1907—1943)等人为代表的革命者通过与欧洲和苏俄的接触，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越南传播唯物史观的同时，也催生了越南薄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此时期除以儒释道为主要载体的封建意识形态牢固统治越南社会外，随着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艰辛成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些政治观念如“民权”“平等”等在越南也得到传播。以潘佩珠(1867—1940)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接受进化史观，期望以“民智”争民权、促国强，对越南“新史学”产生较大影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知新”派学者如黄叔簪(1901—1977)、阮文素(1893—1947)、陈文玾(1898—1973)等，在整理史料方面颇下功夫。“清议”派的黄春瀚(1909—1996)和阮文宣(1908—1975)等学者也受到西方思想包括唯物主义观念的一定影响。还有一些安于现状的知识分子通过《南风》杂志等文化阵地宣扬“文化调和主义”,试图消弭东西方思想的差异与冲突。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大革命，对于唤醒越南仁人志士走上革命道路发挥出巨大作用。胡志明、阮安宁、长征(1907—1988)等革命者是在先接受儒学启蒙教育基础上，又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再进一步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逐步成长为思想上、行动上的马列主义信仰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列主义传入越南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越南形成的过程”[韦丽华：《越南当代史学的发展与嬗变——基于〈历史研究〉的分析(1975—2015)》(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20年，第59页]。胡志明等人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越南接受与传播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都十分关注社会和历史问题，甚至还曾关注到人类进化史，希望通过历史教育唤醒越南民族意识，动员更多人投身革命运动。胡志明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熟悉中国和越南历史典籍，曾详细阅读清代学者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也了解法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史，经常把历史知识运用于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1923至1924年在莫斯科期间，胡志明用法语撰写、后在法国和越南出版《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揭露殖民者的残酷统治现状，号召法国和越南人民团结起来反抗殖民统治。该书对于促进越南青年觉醒，认识现代历史、参加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产生了较大影响。20世纪40年代早期，为了鼓舞人民抗法斗志，胡志明写作《我国历史》(又作《我国历史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长诗演歌笔法，概述越南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教育人民奋起斗争。直到抗美救国斗争时期以及后来，该书仍不时再版。越南学者认为，该作品超越了士大夫所写《大南国史演歌》和陈重金的《越南史略》等(阮国忠：《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第5页)。胡志明还曾使用黎决胜的笔名出版过《1847—1947年期间的越南史》,阐述阮朝嗣德帝之后百年间，越南失国和八月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揭露封建君主制和法国殖民统治的罪状，鼓舞人民与重返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者继续开展斗争。胡志明不仅非常重视越南和外国历史的学习研究，而且身体力行；同时，重视历史知识普及教育，为后来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奠定了世界观、历史观和辩证思维的方法论原则。

阮安宁是越南的一位爱国思想家，早年游历法国时就与潘周祯、胡志明、潘文长等革命者一起活动，还曾在20年代一度担任胡志明主办的《穷苦人报》的编辑。他非无产阶级出身，在短暂的一生中也未加入共产党组织，但赞同共产主义理论。他最早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带回越南并介绍给知识界，较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去分析认识越南社会和历史问题。针对越南人广泛信奉佛教的历史与现状，他赞赏佛教学说的辩证思维，同时从社会根源、自然根源和人的精神心理因素对佛教的广泛传播进行分析，认为佛教是一种“肯定人生就是痛苦的哲理”,是要人逃避社会矛盾的说教，进而号召人们信奉唯物主义，勇于认识事物的变迁，积极斗争，去争取更高的境界。

12世纪以降，越南封建王朝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特别是帝王史学的影响下，逐步发展繁盛。从黎文休《大越史记》、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到吴时任《大越史记前编》,从黎贵惇《黎朝通史》到阮朝国使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等，越南封建史学传统延续近千年，官私著述颇丰。到20世纪前期，越南居于主导地位的史学形态还是封建王朝体系史学，史观与治史方法依旧。同时，受时代变迁影响，越南也出现一些新风格的史家，编写出颇有影响的著作，如陈重金(1882—1953)于1917年完成、1920年面世的《越南史略》。越南史专家陈荆和认为，该书“在越南史学上具有划时代之意义”。其实，陈重金只是越南史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他并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依然按照王朝体系线索，但叙事简明扼要，又超越了旧体系的繁琐与羁绊，体现出一种“进化史观”,倡导“爱国爱家之心”,批评旧史“于学问无所裨益”(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页),其著作受到传统士大夫和新知识分子普遍喜爱，多次再版。他首开先河，使用拉丁化“国语字”写作民族史，也是其著述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越南共产党忙于领导人民进行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不可能去建立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但已关注到革命斗争中科学世界观的培养和唯物史观的运用。由时任总书记长征起草、越共中央1943年2月通过的《关于越南文化的提纲》强调，要在开展政治、经济领域斗争的同时，通过文化领域的斗争和文化革命，反对法西斯文化、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建设发展越南民族文化和“新民主科学文化”,在学术和思想方面要“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得胜利”[越南共产党：《党的文件全集》第7集，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这里提到的学术和思想方面，包括了历史观和历史学。这一关于文化的纲领性文件对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越共中央关于文化的提纲出台之前，陶维英(1904—1988)已于1938年初步运用唯物史观撰写了《越南文化史纲》,从经济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去阐释越南文化的发展进程和多样性，越共建国后该书还多次再版。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运用还显得很“机械”,“离马克思主义还很遥远”。

二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发展“根深叶茂”

1945年9月，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机，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动八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初期，越南共产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谋划抗战和恢复经济等方面，无暇顾及历史学学科建设。50年代后期，随着相对和平环境的出现，越南共产党开始在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有了较多精力和便利条件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引导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50年代到90年代初得以快速发展，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其代表人物如前已述及的胡志明、阮安宁、长征等，他们所做的工作具有奠基性意义；二是20世纪前半期新旧史学转换背景下出现的受西方思想观念和中国维新思想观念影响的“新史学”,其代表人物如潘佩珠、陈重金、陶维英等，他们所做的工作衔接了传统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三是越南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史学的深厚影响，特别是其中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和“鉴戒史学”“道德史学”观念，它们是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这一时期，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择其要者有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重点，强调理论武装。建国后，开展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是越南共产党第一位的奋斗目标；同时，越共也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历史研究、教学人员的唯物史观教育，开展思想改造，认识新条件下的历史科学，努力树立新的历史观和历史认知，改造传统史学，充分认识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建国初，长征强调，越南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立场，要“在思想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更要作为实践中的行动指南[长征：《马克思主义与越南文化》，河内：事实出版社1974年版，第31页]。这既是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

第二，学习借鉴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构建史学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体系，创建相关工作机构。一方面是建立专业史学研究机构和阵地，汇聚研究力量队伍，比如，1953年越共中央接受陈辉燎(1901—1969)建议，同意成立“历史、地理、文学研究委员会”,后称文史地委员会。不久，越南创办了很有影响的《文史地》期刊，1959年更名为《历史研究》。陈辉燎认为，“成立史地文研究委员会是建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第一步”。60年代中期，陈辉燎又建议成立越南史学会并担任了首任会长。另一方面是在一些高等院校设立历史学专门教育教学和研究机构，如1956年河内综合大学的历史系、河内第一师范大学的历史系开始设立，参照苏联和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的划分，设置越南古中代(古代中世纪史)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世界史教研室，承担教学与研究工作，培训党员干部、研究工作者和学生。丁春林等人认为，河内综合大学历史学系的建立与发展“为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第三，加强干部和研究人员专业学习，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队伍。一是派出实习生、留学生前往苏联、中国高校或科研机构进修；二是在越南国内政治和历史等研究机构进行培训；三是对南方史学工作者队伍进行严格改造改组。到80年代后期，越南专业史学工作者遍布全国各地，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出现一批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如五六十年代陶维英撰写出版《越南古代史》《越南历史》和史学理论著作《了解史学》;陈辉燎在研究近代革命史基础上出版《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明峥(1915—2002年)出版《越南史略》《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陈文饶(1911—2010)撰写的《越南工人阶级》等。他们的学术贡献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书写民族史、革命史的新时代。这些学者的一些著作还多被迻译为中文在我国出版，对我国学者研究越南史产生较大影响。还有潘辉黎(1934—2018)、丁春林(1925—2017)、何文晋(1937—2019)、陈国旺(1934—2005)、张友炯(1933—2005)、潘大尹(1936—2019)、阮才书(1935—2022)等一大批学者，对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多有贡献。前四人“黎、林、晋、旺”有越南史学界“四柱”之称，其中著名史学家潘辉黎教授以扎实严谨的学风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学界领军人物，长期担任越南史学会主席。 第

四，越南组织力量开展基本历史问题的研究，试图构建新的史学认知体系。伴随着社会生产关系变革，越南史学界以民族史建构为重点，开展了大规模的历史研究工程，涉及的重大问题主要有：斯大林民族定义与越南民族起源，包括越南“社会主义民族”的发展；“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说”与越南社会历史发展、分期，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越南奴隶占有制、封建制度、土地所有制、村社与公田公土、农民运动史等；越南近代抗法斗争、现代抗美救国战争史、越共领导的革命史，八月革命的性质；阶级斗争史与抵抗外来侵略史，包括中越关系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与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其中，越南集合全国各相关学科力量，对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文郎国”进行了十年研究，于70年代初出版了《雄王时代》一书，强调从“文郎国”起，其居民就属于生活在越南本地的蒙古人种南方蒙古支南亚类型，“文郎国”是越南最早的“国家形态”。该研究成果对于增强越南民族意识中的雄王“建国、卫国”观念产生较大影响。

第五，伴随着变革和南北统一的实现，改造南方的资产阶级史学和殖民史学。1975年春季，越南军民解放南方，1976年实现南北方的真正统一，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此前后，批判和改造南方旧史学，包括史学研究与教育工作者队伍的清理改造，针对南方史学的错误观点进行斗争是史学界的艰巨任务，对于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就批判南方史学错误观点，如关于史学研究该不该有党派思想、能不能体现党性；关于越南民族起源本地说与外来说；关于是西山农民起义领袖阮惠，还是阮朝开国君主嘉隆帝统一越南；关于阮朝地位与历史作用的评价等问题，北方史学界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斗争。

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建立是一项宏大工程，面对传统意识形态旧史学和殖民历史教育的现实，其实施实属不易。这一工程的建设为越南全国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旧史观和史学作品还有较大影响，“唯意志论”难于完全破除；存在机械、教条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套用苏联教科书模式，把丰富多样的历史与社会发展简单化以及非历史主义的问题；不少学者学风浮躁、研究空洞、言之无物，在发掘史料、深入调查上下功夫不够；世界史的研究较为薄弱，对苏联、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史学发展趋势了解不多；很重视传统史学传承，组织翻译不少民族史学著作，但由于语言文字障碍，典籍翻译与接受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断层”现象难于避免。

1976年，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要在马列主义旗帜下，总结革命积累的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越南革命的基本问题”,“扩大和提高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文学和艺术的研究质量”。1983年，越南纪念“文史地研究委员会”成立30周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出席会议。他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越南史学的价值与功能，提出要继续加强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掌握在当家做主过程中，越南民族、越南人的特点和越南社会发展规律”;还强调要继续注重越南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研究，“认清越南民族史的特点、规律和遗产，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好社会主义”。可以说，直到80年代后期，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显著成绩，也存在诸多问题，仍在延续原来的惯性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革新开放进程中走向繁荣

1986年底，越共六大开启越南全面革新开放新时期。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晚于社会经济领域，“实践先行，理论滞后”是越南革新开放的显著特征之一。史学领域的变革伴随着革新开放，在坚守传统的同时追求创新，既受到世界社会主义改革潮流和东欧剧变的冲击、对马克思主义怀疑的影响，也与越南“融入国际”战略的实施有密切关系。自90年代初以来的30年，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服务于革新开放和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需要，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也发生了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

1994年春季，越南史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发表讲话。全面革新已展开多年，但杜梅的讲话自始至终强调越南史学传统与民族文化特色，提出“史学的成就与活动要与社会相结合，使民族的传统与自豪感植根每个越南人心中”,强调要在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的旗帜下，“更清楚地认识到保持民族本色、珍视和继承越南民族文化精华的迫切性”,“探寻和发现越南社会的特点、高贵的品质、传统的价值和历史的教训”,这将有助于“迈向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文明的目标”。他提出，越南史学界必须不断自我革新，既保持民族风骨又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方法和理论。史学家要以历史科学作为锐利的武器，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事业而斗争。

在“勇于正视事实、正确评价事实、如实说明事实”的革新思维指引下，按照越共中央社会科学要成为“革新认识、革新思维方法中的一把锋利的工具”的要求，越南史学界对过去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同时，中国学者关于史学理论、关于改革开放进程的研究成果也被及时介绍到越南，以适应革新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的社会现实需要。

例如，关于越南历史上一些朝代如胡朝、莫朝和阮朝的认识，过去这些朝代长期被称之为“闰胡”“伪莫”和“软弱、卖国王朝”,把阮朝视为“历史罪人”。现今史学界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对这些朝代给予相应地位的评价。尤其是阮朝，直接关联到越南现代历史，对于越南的统一和现今疆域版图的奠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越共六大后，陈国旺即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把历史事件放到它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认识，肯定历代阮主在南河(南方)长期经营和阮朝建立后作出的历史贡献。但越南史学界对于这些朝代历史的重新认识争论颇多、褒贬不一，通过不断讨论逐步取得共识。据潘辉黎统计，90年代仅关于阮主与阮朝的研讨会就有约20场。2008年底，“16到19世纪越南历史上的阮主与阮朝国际研讨会”在越南清化省召开，笔者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应邀出席并作会议交流发言，直接感受到越南学者革新思维的一些变化。

再如，土地问题特别是土地所有制既是越南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需要慎重对待的极为重要问题，也是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90年代以来，越南史学界的研究涉及封建土地私有制、国家所有制、村社私有土地与公田、土地与农民起义，女性拥有土地所有权等问题。潘辉黎指出，女性土地所有者较普遍存在是越南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一个特点。比起过去，史学界更重视对于近现代土地问题的研究，包括法国殖民者的土地政策、1945年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革新开放后农村土地政策革新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于革新开放后，越南明确农业土地为全民所有，由国家作为所有者的代表，但农民拥有置换、转让、租赁、继承和抵押五种权利作出了贡献。

历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必然反映社会客观存在的发展变化，进入全面革新时期的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必然走向嬗变。这种变革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更加重视对历史上的革新思维、革新事件与人物评价、革新经验教训总结的探讨，有关的文章发表与著述出版，一度成为学界的热点之一。例如对于胡季犛14世纪末15世纪初短暂改革的重新认识，认为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不少改革措施对于越南封建时代历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从“贵族君主制”向“官僚君主制”转变。再如阮朝嗣德时期的思想家阮长祚(1830—1871)通过“陈情”“条陈”等形式提出学习西方革新图强的建议，越南社科院史学院召开学术研讨会，对其革新思想给予较高评价。我国也有人认为他“不愧为开创越南革新理论的一代思想家”(李雅娟：《阮长祚》,于向东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越南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文造出版了《史学与现实：越南历史上的十场改革》《史学与社会现实和改革、革新》等著作，引导人们“从历史去正确认识今天革新事业的创造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就是对历史学自身的变革与创新，包括史学思想观念、研究范式与方法、主动与国际接轨等。越南走上革新开放之路，在对外政策方面作出调整，改变过去“一边倒”的选择，实行全方位、多边化、多样化外交，愿意与世界各国交朋友。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史学领域，强调将总结越南的历史经验与吸收人类智慧的精华和现代成果相结合，注重与国际史学界的接触、交流，引进多样的史学理论与分析方法。正是在此背景下，各种现代化理论、文明史观、民族国家与社会建构理论、地区研究、跨学科研究方法等被介绍到越南来。

理论思维革新带来了越南史学领域一系列变化，为越南史学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村社研究是越南史学界90年代以来更为关注的课题，何文晋认为村社并不是孤立不变的，“以今推古”与“系统-结构”的研究方法有利也有弊，提出采用“连村”和“超村”研究方法，既重视内部结构，又注重外部联系。阮光玉提出应把专业方法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实现对村社的跨学科研究。在融入国际、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越南史学与国际史学界联系交流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如潘辉黎、陈国旺的史学活动也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自1998年越南举办第一届越南学国际研讨会起，已连续举办四届。

进入21世纪，越南现今史学的发展主要成就体现为民族国家历史的编纂。2015年，在越南社会科学院史学院主持下，越南陆续完成15卷本《越南历史》所谓“国史”的编写出版，又启动了更大规模30卷本“国史”编写计划。15卷本按照不同年代和历史时期较为详细叙述了从古至今的越南通史，30卷本的编写计划更为宏大，试图构建“新史观”主导下、将主体民族越族和少数民族、传统越南史和扶南、占婆史、陆地史和海洋史均包容在内的“全史”“新史”。15卷本导言中提出，应“把越南历史定义为曾经生活在现今的越南土地上为越南文化、文明的发展与国家的建设保卫事业做出贡献的各个族群、各个民族的历史”,强调越南文明多中心的起源。但对于此15卷本的内容编写及其评价，学术界也有些不同看法。

越南史学逐渐改变了过去对历史认知的单向度、直观性和简单化，对历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教条化、实用化、片面化理解。服务革新开放路线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一定程度的标签化、泛化与虚化问题也不可避免。历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逐步取代传统的“革命范式”,“文明史观”取代单纯的“阶级斗争史观”,一方面显示历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一定程度的泛滥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在涉及中越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违背历史主义，研究史料开掘不足，随意解读历史问题的现象依然有所存在。

2021年1月，越共十三大召开，确立了越南到21世纪中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十三大决议和阮富仲总书记2021年5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文章，为越南今后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明确了方向。面对国际和越南国内形势的复杂演变，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更好地服务革新开放事业需要，我们认为越南当代史学发展需要处理好几大关系。一是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的关系；二是学术科学研究与服务政治需要的关系；三是当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传承创新的关系；四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关系(于向东、韦丽华：《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史学的发展》,《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第136～137页)。可以相信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为越南在21世纪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也能够为中越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贡献力量。

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 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