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的早晚和峰值高低直接影响碳中和的实现进程。课题组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1960-2020年数据，利用世界气象组织推荐的趋势检验方法Mann-Kendall检验和Spearman's Rho检验，评估了全球219个国家和地区的碳达峰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研究发现：截至2020年，全球共42个国家已实现碳达峰，46个国家处于达峰平台期。多数国家碳达峰时具备以下特征：人均GDP高于2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高于50%，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仍高于60%，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下降阶段，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基本脱钩。
（一）碳达峰国家可分为自然达峰、经济受损两种类型。
已达峰的42个国家中，瑞典和英国达峰时间最早，分别为1970年和1971年，澳大利亚最晚，为2009年， 2009年至今未有国家实现达峰。从已达峰国家达峰路径看，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为代表的19个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已实现脱钩，从而自然达峰；第二类是德国、波兰、乌克兰等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影响的15个国家，以及爱尔兰、朝鲜等经济严重衰退的8个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受损衰退或社会转型失败而达峰。已达峰国家中，以瑞典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禀赋较好的部分国家，达峰后通过继续调整能源结构加快碳中和进程，2017年瑞典的电力生产约90%来自水电、核电和风能。
（二）多数国家碳达峰时人均GDP都高于2万美元。
除经济受损国家外，多数国家碳达峰时人均GDP都高于2万美元，平均达3.1万美元，最高的列支敦士登高达14.1万美元。最早达峰的瑞典达峰时人均GDP为2.7万美元，最晚达峰的澳大利亚为5.2万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仅1.05万美元，与多数达峰国家达峰时人均GDP水平仍存在巨大差距。
（三）多数国家碳达峰时第三产业占比高于50%。
除经济受损国家外，多数国家达峰年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占比高于50%，其中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比远高于第一、二产业。这些国家大都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高能耗重化工业向境外转移，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迅速发展，2020年占比达54.5%，逐步进入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四）多数国家碳达峰时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仍高于60%。
各达峰国家达峰时的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差异较大，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与达峰时间并无必然关联，多数国家碳达峰时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仍高于60%，其中英国高达96.4%，可再生能源禀赋较好的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在碳达峰时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分别高达98.5%、81.8%、61.67%、54.4%。
（五）从欧盟经验看，整体与各成员国达峰时间并非整齐划一。欧盟整体于1979年实现碳达峰，当时的9个成员国中仅有英国（1971年）、法国（1979年）、比利时（1979年）已达峰，但上述3个国家碳排放量合计占欧盟排放总量高达70%。而德国（1991年）、丹麦（1996年）、意大利（2004年）、爱尔兰（2007年）是在欧盟整体达峰后陆续实现达峰，荷兰、卢森堡截至2020年尚处于达峰平台期。
（一）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
从达峰国家经验看，整体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提高人均GDP水平，是平稳达峰的前提保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经济基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二）着力优化能源结构，保障如期实现碳达峰。
与已达峰国家相比，我国能源结构偏煤的特点，决定了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转型仍是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主要着力点。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基本原则，杜绝“运动式”减碳，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基础上，以电力生产清洁化、消费终端电气化为主线，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供给和消费水平，推动能源行业率先实现碳达峰。
（三）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障高质量实现达峰。
产业结构调整是高质量实现碳达峰的重要手段。我国“两高”行业比重偏大，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旺盛，发达国家向外转移产业的做法无法复制。须立足本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淘汰资本密集、能源密集、碳密集产业，发展信息密集、知识密集、就业密集的现代服务业，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新格局，力争早日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
（四）制定各省差异化目标，杜绝达峰时间“一刀切”。
从欧盟经验看，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差异性直接影响碳达峰的时间。我国经济发展东中西部、省际之间不平衡的情况更加突出，应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坚持“全国一盘棋”，以碳排放总量占比高的地区为重点，因地制宜推动各省梯次有序实现碳达峰，允许不同省份率先、同步甚至晚于全国达峰，对个别省份达峰时间较长或长期位于达峰平台期应有充分预期。
（五）加强全球各国碳达峰状态的监测，增强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我国应定期开展全球各国碳达峰状态的评估与监测。对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并实现达峰的碳排放大国，督促其主动承担减排国际义务与历史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减排资金与技术支持。对于已位于碳达峰平台期或尚未达峰的国家，督促其分行业细化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确保碳排放不会“反弹式”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