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新民｜印度联盟政治的多维动因与结构形态:基于选举政治视角的分析

本文刊于《南亚研究季刊》2024年第4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与印度关系史研究” ( 项目批准号:22VLS01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印度对华政策再调整及对策研究(1840—2021)” (项目批准号: 21AGJ012)、“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 2023THZWJC1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

随新民，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特聘教授、二级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高级研究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内容摘要

2024 年印度大选大致验证了联盟政治系现代印度政治进程的一种常态, 联盟政治架构的雏形外显为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和国大党主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或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的“两极政治联盟+非主流弱势第三势力” 的非对称三足鼎立结构。现代印度联盟政治的成因与动力是多维的: 一是南亚次大陆民族运动——“印度自治” 进程中各政治社会力量联合抗争精神文化的传承; 二是独立后印度宪法与政治制度设计预留的法理空间; 三是现代印度多元性的政治变迁; 四是社会文化多元性孕育的调和折中精神与处事原则。实践证明, 无论出于竞选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执政和稳定权力分配格局考量, 印度的联盟政治都不会轻易退场, 而是已呈现出相应的政治文化形态。

关键词

联盟政治; 政党联盟; 印人党; 国大党; 选举政治

2024 年印度第18 届人民院(Lok Sabha) 议员选举(以下称“印度大选”, general election) 已经尘埃落定,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 BJP) 不出意料地实现三连胜,持续执政至下次2029 年大选。但是, 此次印度大选也呈现出另一政治现象, 即莫迪和印人党虽然实现了连续执政的总目标并可在随后的5 年任期内施展政治抱负, 但远未达成印人党选前预期取得“400 +” 议会席位的目标。相对于第16、17 届大选中印人党及其联盟以绝对优势胜出的结果[1], 印人党在此次大选中仅赢得240 席, 低于单独组建政府所需的简单多数272 席(全国民主联盟赢得的席位也大幅减少, 仅293 席), 不得不依靠联盟伙伴, 尤其是地方性政党泰卢固之乡党(Telugu Desam Party) 和联合人民党(Janta Dal United) 两大伙伴的支持继续执政。[2]这与其说是印人党胜选, 不如说是联盟政治助力莫迪和印人党稳住了执政地位。从最具影响力的六大全国性政党以联盟方式参与此次印度大选的行为方式看,联盟政治已经演进成为印度政治参与的一种常态。[3]本文拟从选举政治的视角分析印度联盟政治的缘起、社会文化多元性的功效、联盟政治架构,并做出开放性的预期判断。

联盟政治的起源与选举政治如影随形,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选举政治直接催生了联盟政治行为和运作模式。如何解释政治联盟的形成与解体以及联合政府的运行, 也就成了关于联盟政治研究的常规话题。关于印度联盟政治, 印度宪法和政治制度设计已经预留了空间, 并反映在独立后印度政治实践中。为此, 本文首先考察独立后印度的联盟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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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印度联盟政治实践

联盟原本是对相互排斥的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群体聚集的一种表述, 就印度联盟政治看, 是指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或派别联合在一起以达成最低的共同纲领或政治诉求。

印度联盟政治实践始于1967 年反对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 邦级地方联合政府的出现。受拉姆·马诺哈尔·罗西亚(Ram Manohar Lohiya)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激励, 几个基于反国大党共识的小党第一次形成政治联盟。[4]在1967 年地方选举中, 印度现代政治中的央地关系出现史无前例的变化, 至少出现了9 个非国大党邦级联合政府。[5]还有一些意识形态差异显著的反国大党联盟(Samyukta Vidhayak Da), 如1967—1969 年旁遮普邦联合政府就包括阿卡利党(Akali Dal, SAL)、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 BJS/ JS) 和印度共产党(CPI) 等政治组织, 在意识形态上可谓是大杂烩。尽管因罗西亚不合时宜的离世而失去政治强人、国大党分裂、1971 年印巴战争、1975—1977 年实施紧急状态等诸因素, 迟滞了反国大党联盟的巩固, 但在邦层面的反国大党联合政府实践还是传导至联邦中央层面。譬如, 在1977 年紧急状态结束后的大选中, 由印度人民同盟(BJS)、印人党(Bharatiya Lok Dal, 1974 )、国大党(组织派)、社会主义党应急联合成立了人民党(Janata Party) 并组建联合政府。

从理论上讲, 人民党联合政府实验深受贾亚普拉喀什· 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 “全面革命思想” (total revolution) 的影响[6], 然而意识形态分野的负面效应很快显现, 紧急组建的反对党——人民党(Janata Party) 在1979 年因人民同盟成员的人民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RSS) 多重身份问题而解体, 联合政府随之倒台。1980年国大党再次上台执政, 使反国大党政治联盟经历了进一步震荡, 直到1988 年10 月V. P. 辛格(V. P. Singh) 领导成立人民党(Janata Dal), 政党联合得以进一步整合推进。辛格和拉奥(N. T. R. Rao) 联合成立国民阵线(the National Front), 并在1989年人民院选举中击败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 领导的国大党, 在右翼印人党(BJP) 和左翼阵线(the Left Front) 的外部支持下组建全国阵线联合政府。当然, 辛格领导的国民阵线政府也因印人党撤销党外支持而倒台, 印人党(BJP) 撤销党外支持的原因, 源于抗议人民党(Janata Dal) 籍比哈尔邦首席部长亚达夫(Lalu Prasad Yadav) 逮捕印人党元老阿德瓦尼(L. K. Advani) 和阻止1990 年9 月23 日印度教徒冲击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 的大游行。反国大党政治联盟因意识形态分歧和利益诉求差异所致的脆弱性可见一斑, 至于1996 年不得不依靠政治对手国大党支持才勉强上台执政的联合阵线(the United Front) 政府, 其可持续性和运行效果同样不难想象。1999 年人民院选举再次验证了政治盟友之间调和妥协对印度联盟政治演进的重大影响,全国民主联盟盟主印人党不得不协调联盟内部差异明显的地方各党派之间的利益关系。

1967 年2 月举行的第四届印度人民院议员选举是独立后印度国大党体制的分水岭, 也是除1957—1959 年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Kerala) 执政外全印地方联盟政治实践的开端。在第四届人民院议员选举中, 长期执政的国大党虽然在中央联邦层面保住了执政地位, 但在随后地方邦一级的选举中却出现了9 个非国大党联合政府。[7]反现任情结(anti-incumbency) 使非国大党政治组织或利益集团基于最低共同纲领(反对国大党的共识和政治运动) 而形成联盟[8], 尽管在本质上这些反对党派或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同长期执政的国大党并没有多大实质性差异, 甚至他们绝大多数源于国大党。[9]这种分裂或脱离国大党另立门户的现象逐渐演变成当代印度政治进程中习以为常的“脱党” 甚至“叛党” (defection)。

20 世纪70—80 年代是多党联合执政和一党掌权交替的动荡期, 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 也将国大党从集体领导联盟转变为其绝对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式政党。90 年代则是印度政治进程中真正孕育联盟政治文化的10 年, 这个过程尽管缓慢且更为变化多端, 并且多次出现“悬浮议会”(hung parliament) 现象[10], 但却方向明确。从表面上看, 联邦层面联合政府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任何一个全印度政党都无法单独获得人民院简单多数执政所需席位(272 席以上)。至于全印性政党缘何不能获得议会多数席位, 其原因极其复杂并植根于印度基层社会的急剧变革。

简言之, 现代印度政治发展既表现为意识形态差异明显的政治组织之间的对话过程及机制塑造, 又表现为一种试图预防宗派主义滋生及派系之间相互倾轧(尽管这种现象难以杜绝) 的政治文化。1984 年第8 届人民院选举是国大党最后一次赢得单独过半多数组阁的大选, 此后连续5 届联邦政府都是少数联合政府, 这标志着印度联盟政治步入一个新的整合期。[11]换言之, 20 世纪90 年代既是印度联盟政治的震荡期, 同时也是联盟政治的磨合期, 以及规则规范的生成期。全国性政党和地方性政党为此均不同程度地调整了政策关注点和行为方式, 以适应联盟政治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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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联盟政治的动因

(一) 联盟政治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治精英在民族运动中试图聚合众力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思维,尤其是甘地主张并称之为“印度自治” (Swaraj) 的思想与实践, 是现代印度联盟政治的本源。英国殖民时期, 印度早期民族主义者和政治精英的民族理念与实践取向深受欧洲相关观念及实践的影响。但是, 无论是殖民地时期还是独立之后, 印度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同西方迥异, 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观念及其在印度的实践效用之限制也显而易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甘地强调印度民族运动的“本土性” 和细微差异性, 用“印度自治” (Swaraj) ——只说明民族独立和个体自由而没有详细界定“民族” 和“个体” 的具体范畴——替代“民族主义” 的原因之所在。[12]

甘地偏爱“印度自治” 而不用术语“民族主义”, 一方面是认为难以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准确的同义词[13], 另一方面也是看重一个本土的意识形态术语表达“Swaraj” 在联合印度各种反殖民主义力量上的凝聚力。[14]这表明以某种特定方式表达意识形态结构的重要性, 凸显了印度多元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在塑造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换言之, 政治联盟折射出印度多文化并存的意识形态结构与多线程谱系, 在印度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此外, 甘地避免使用“民族主义” 的表达还基于他对国大党民族主义观念中印度教特性(Hindutva) 的排他性有着清醒的认知, 为避免南亚次大陆各反殖民主义力量陷入“谁的民族主义” 的内部纷争, 用“印度自治” 相对模糊的概念替代“民族主义” 显然不无策略上的考量。20 世纪前期民族运动实践也充分验证了穆斯林、其他少数族群、甚至低种姓印度教徒等群体都被排斥在国大党领导的反英民族主义动员进程之外。显然,这反映了国大党极端精英派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取向。考虑到宗教、种族、文化、被压迫与抗争的共同历史记忆等均无法有效地团结与整合印度社会的反殖民情感与力量, 而开放多元且相对异质的传统印度文明或将是整合印度人的最有效的方式。[15] 因此, 甘地回避源自西方“民族主义” 范畴而使用“印度自治” 这一政治概念, 以便更适用于相对松散且混沌多元性的印度社会, 不失为整合社会力量、摆脱殖民统治最实用的政治动员策略。

即使被誉为“现代印度缔造者” “印度革命之父” 的巴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 也没能超越基于印度教传统的精英政治偏见。提拉克主张动员大众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 否则任何变革(包括议会改革) 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他利用印度教传统做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时表示: “一个人如果没有对自己宗教的自豪感, 怎么能有民族自豪呢?” 这个经典表达固然是对争取民族自治运动的鼓动激励, 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其固有的宗教歧视、文化与社会偏见。

(二) 联盟政治的制度因素

联盟是民主政治和现代治理的一种常态性政治行为与实现形式。联盟政治的本意是多元社会团体和组织为谋求最低共同纲领而采取系列措施, 以达成并维持某种共识。[16]在充满竞争的民主社会, 政治联盟的形成通常包括广泛的大众运动、政党和政府等社会角色, 联盟政治的意义在多元社会环境中能够被更敏锐、更容易地感知与察觉。印度的国父们和国大党政治精英从一开始确定以西敏寺模式为蓝本、兼容总统制某些属性的议会民主制度设计时, 就为联盟政治预留下了法理空间, 这在印度宪法和实践中均有体现。

带有浓厚《1935 年政府法》痕迹的印度宪法明确地规定了维持多元社会稳定发展的规则规范、价值观和社会实践的各种工具手段, 这些正是印度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 独立后印度宪法体系与机制的运行实践也呈现出清晰可见的变化, 如议会制政体固有的民主精神不仅被引入独立后印度社会的治理实践, 而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英国根脉遗风明显的《印度宪法》在维持社会文化多元性和社会总体稳定上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此外, 独立后印度的经济社会环境充斥着英国政府治理的实践案例, 这无疑也对印度的宪政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宪法研究者指出, 印度宪法最大的成功是在“政府的表象背后, 宪法为印度社会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框架, 也可以说是为政治行为提供了理性、制度基础。它不仅确立了民族理想,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还规定了追求并达成理想的理性和制度性方式。这对于一个主要以非理性手段实现超凡脱俗目标的民族来说是巨大的一步”。[17]因此, 印度宪法体系与机制能够有效运转, 离不开共识与和解原则。共识表现为决策中的一致或接近一致, 是一种方式; 和解则是调和或协调能力。有了和解, 看似互不相容的概念和观点不仅没有被简单地回避或忽略, 而且能够各得其所。和解也因此成为信念和态度, 持续努力调和相互冲突的观点或行动, 找到可行的妥协折中方案, 避免以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审视人情世故, 就成了印度社会各领域最突出的特点。[18]印度的宪法结构是体现协商共识与和解调和的出色案例, 印度制宪会议辩论集和宪政实践的演进, 已经充分印证了这一判断。

鉴于印度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 制宪会议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以中央政府为强权力中心、各构成邦或联邦属地享有自治权, 但无权脱离联邦的共和国, 联邦政府组织形式采用议会制, 并把殖民政府时期的实践作为核心参考点。在央地关系设计上, 印度的政治精英们又借鉴了实行议会联邦制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总统制的美国宪法原则, 在肯定地方邦或联邦属地基本权利的基础上, 更强调印度中央政府权威, 实质上剥夺了各邦和中央属地脱离印度共和国主体的权力。可见, 制宪会议的广泛讨论和折中妥协使得《印度宪法》既具有联邦制特性, 又非传统意义上的联邦制。正如“印度宪法之父” 安贝德卡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 1891—1956 ) 所描述的那样, 《印度宪法》体现出极端环境(如战争和灾难) 下的单一性和常态环境下的联邦性特质。[19]因此, 印度被定义为一个坚不可摧的“诸邦联盟”, 而非可以改变地理轮廓和身份属性的合众国邦联。这实质上是对印度联邦制内涵中央集权制特质的强调和申述, 强调联邦中央政府享有强权力。在印度的国父们就此达成共识的基础上, 制宪会议最终拒绝了试图把印度设计塑造成一个标准化、各邦可自行脱离联邦的联邦制国家(a federation of states) 的提议, 以避免多元性社会属性凸显的印度在特定时空、特定境遇下面临四分五裂、国将不国的风险。安贝德卡尔明确指出了多元性凸显的印度效仿美式联邦制立国的逻辑悖论和实践困难[20], 其主持制定的《印度宪法》最终回避“a federation of states” 的措辞, 而使用“a Union of states” 来表述印度联邦制属性, 强调印度是一个多维的、不可摧毁(indestructible) 的社会政治与地理统一体(union), “印度建成一个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主义的民主共和国” (《宪法》序言第一句), 联邦中央政府(the Union Government) 拥有强权威, 地方邦或中央直辖属地则享有内部自治权。

(三) 联盟政治的社会动力

国大党一党独大治理体制的成功, 源于其在维持和重建政治共识上扮演的核心角色, 这种局面为1967 年地方选举中出现几个非国大党政府的变局所打破, 也开启了印度联盟政治的新进程。印度经济社会与人口构成的快速变化, 导致政治进程的参与者、身份认同及利益诉求进一步多元化,加之同期国大党政治影响力和权力中心化之衰减, 其在地方的社会根基也受到不同程度削弱, 地方主义势头再起。地方邦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除通过政党或选举行为得以表达外, 也开始以对中央政府日益剧增的不满情绪甚至社会运动呈现, 并影响印度的政治进程。此外, 因在印度享有特属身份地位或语言文化属性, 一些地方诉求最初以被联邦中央政府接受认可的方式加以表达, 而当地方诉求无法达成时, 有些就逐渐演变为像旁遮普邦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那样旨在实现全面自治甚至独立的社会运动。联邦层面权力的过于集中化和地方主义的抬头, 迫使国大党接受那些宣称能更直接、更紧密地反映宗教和种姓团体利益的地方政治实体参与到国家政治进程中来。[21]例如, 28 个有着深厚地方社会基础的政党参加了1996 年的第11 届大选就充分验证了印度政治进程中的这一取向[22], 各政党领导人日渐适应了国家治理结构的质性变化, 也把握了联盟政治的运作逻辑和技巧。当然, 早期的印度政治联盟并不稳定, 主要原因除基于普遍存在的反现任情结共识外, 各种政治联盟既缺乏基于相同或近似意识形态上的粘合力,又无持续的功利层面上的一致性。

印度政治在形式和实践上均特色明显。印度议会早期的选举议题聚焦于简单且单一的事务或领域, 种姓、阶级和信仰都不在考虑之列, 这实际上使选举成为“单一事务公投” (single issue referenda)[23], 也被称为因国大党去组织机构化所导致的“公投政治” (plebiscitary politics)。[24]国大党在共和国早期以绝对多数优势胜选, 要归功于选举动员过程中对公投政治策略的恰当运用。例如, 自1971 年起, 印度人民院的选举结果不再由一系列选举承诺决定, 而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和特殊历史环境下为单一宣传口号所左右。[25]

国大党为维持其一党体制而采取公投政治策略的一个显著后果是, 印度政坛出现了政治反对派长期地方化的情形。这一趋势在日渐强化的民族自治运动和专注于地方事务的新兴地方政党的诞生、成长和社会运动中得到充分反映。国大党在这一进程中也因无力协调日益凸显的地方新兴利益集团或群体而分化成为多个派别。尽管在联邦层面印度政治权力依然为几个少数政党所把持(特别是在全印选举和组织层面表现明显), 但印度政党体系因在地方缺乏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日渐强化的地方社会运动而陷入分裂状态。印度地方邦政党体系也越来越鲜明地呈现出区域社会经济特性, 并影响各个政党的选举战略和动员技巧。[26]1977 年大选标志着国大党体制的衰败, 此后印度政党体系变化巨大, 地方政党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这种显著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地方政党在维持中央政府稳定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此前因中央计划经济制度设计而无足轻重的地方事务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印度联邦政府的议程。

(四) 联盟政治的社会文化动因

联邦制不仅是联邦伙伴之间权力分配的结构性安排, 而且也表现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承与维系。印度剔除联邦主体脱离联邦权力、非标准化的联邦制及其运行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是两种文化相互妥协的折中物。即一种文化代表国家政治精英对由其独特历史和地理塑造的印度多元文化个性的合理关注和维系, 另一种则强调他们对国家统一、安全和行政效率的关切。前者使1950 年的《印度宪法》对实行印度特质的联邦制建国方案做了明确规定, 后者则导致曾经在巩固英国在印殖民统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机器得以保留。[27]由此可见, 调和折中以达成共识的思维与社会实践在印度既符合宪法精神与逻辑, 也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各层级各领域的实践案例。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思想上的多元性在客观上要求现代印度的政治进程更具包容性, 南亚次大陆的历史演进也已经培育了多元共生、相争不害的精神文化基因。

关于印度社会文化的多元性, 有些表达虽不免有些夸张甚至刺耳, 但却颇能说明问题。印度社会的多样性赋予了印度人民许多特殊的身份附着物, 这既使大多数观察家怀疑印度作为一个国家的属性与能力, 也是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前提。关于印度的多样性与国族认同感弱, 曾任印度临时总督、总督委员会财政部长、外务大臣委员会成员的约翰·斯特拉奇(Sir John Strachey) 1885 年曾粗暴傲慢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现在没有, 史上也从来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印度国家。换言之, 根据欧洲的观念, 印度不曾拥有任何形式的统一体, 无论是物质的、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宗教的,没有印度国家/ 民族, 没有‘印度人民’。”[28]南亚次大陆留给外界唯一的单一性特征就是种姓秩序, 但这更多的是一种社会阶层划分的原则, 而非单一性。印度教徒的民族精神禁锢于种姓分野, 种姓认同远高于国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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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联盟政治的结构形态及动态调整

基于选举政治的政党联盟及联盟动态演化已成为印度的政治常态, 观察描述印度联盟政治的外显形态就成了无法回避的课题。相较于西欧较成熟的联盟政治或多党联合政府的运作模式, 印度联盟政治虽然有着殖民时期民族运动的组织实践、不同时期在中央和地方层面上不同程度的社会实验、多元社会文化土壤的浸染, 甚至在中央层面初现多党联盟政治或两党政治联盟的雏形, 但其联盟政治制度化进程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至少在联邦层面上还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2024 年印度大选结果耐人回味, 既不出意外地如印人党所愿延续了其执政地位, 也出乎预料地没能达成印人党选前预期的目标。印人党及联盟所获席位(分别为240 席和292 席) 均少于上次大选(303 席和352 席), 而且印人党还失去了单独简单多数(272 席) 的优势。相反, 国大党(INC) 及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 N. D. I. A) 则逆转了持续下滑的颓势, 较之于2019 年大选仅获52 个席位(INC) 及122 个席位(UPA), 国大党及联盟在此次大选赢得的席位均大幅增加, 分别为99席和234席。此外, 独立候选人和非联盟党派候选人分别赢得7席和10 席。此次大选举结果呈现为: 印人党及全国民主联盟占292 席、国大党及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占234 席,外加非主流且动态聚合的第三方力量占17 席的非对称权力结构形态。

当然, 印度两大政党联盟的具体构成并不稳固, 尤其基于选举政治逻辑的盟友转换与阵营调整, 也将是印度政治进程的一种常态。面临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联邦和地方选情, 政党联盟内部调整、重组甚至重塑是现代印度政治进程中的大概率事件。譬如, 反印人党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的设计师、联合人民党(Janata Dal United) 党魁、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 仅在联盟组建半年之后, 就宣布脱离联盟, 转投政治对手全国民主联盟, 并与其合作成立新的比哈尔邦联合政府。库马尔及其政党频繁转换阵营是极具代表性的案例[29]充分折射出印度联盟政治的功利性和不确定性。印度媒体不无讽刺地调侃道:“库马尔是唯一在担任首席部长期间辞职以便继续担任首席部长的部长。”[30]比哈尔邦这起看似政治笑话的背后, 也折射出植根于社会深层次的差异与裂痕本性, 以及塑型中的政治文化。

此外, 执政边际效应递减律、选前承诺与当权政绩之间的反差、政党内部权利争夺引发组织内外的双重反现任情结, 后者甚至催生脱党而另立门户的脱逃叛党(defection) 以达成政治诉求的动机。“脱党叛逃成为促成印度政党联盟的重要因素, 绝大多数政党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31]脱党叛逃成为印度核心政党的共同焦虑。

鉴于此, 几乎同时发生的另外两起脱离国大党联盟的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是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兼草根国大党(TMC)党魁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 宣布退出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的统一竞选行动, 独立参加本邦2024 年大选。[32]二是国大党及其联盟在旁遮普邦和喀拉拉邦等也面临类似挑战, 国大党盟友平民党和左翼阵线分别在旁遮普和喀拉拉邦执政, 而国大党则是邦内主要竞争对手(印人党在这两个邦的影响力微不足道)。旁遮普邦平民党籍首席部长巴格瓦特·曼宁(Bhagwant Mann) 2024 年初就宣布, 平民党将在本邦单独行动, 不与国大党联手参加2024 年该邦大选。上述两个地方性政党以近乎相同的原由退出联盟而独立参选, 其实质性争议在于由谁代表联盟去竞争人民院543 个议席在各个选区配额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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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024 年印度大选和邦议会选举[33]进一步表明, 印人党当下虽享有较大优势, 但远未达到一党独大的程度。其利用非理性宗教情感进行政治动员和进一步拓展权势空间的能力均已接近极限, 维系既有优势地位需要联盟支持。在政治、经济、社会议题地方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两大主流政党印人党、国大党要维系或扩展政治社会影响力更离不开联盟。在实践中, 印人党在备选和政治动员中没有撇开全国民主联盟单独行事, 反而处心积虑地扩大联盟的政治社会基础, 维系并强化全国民主联盟; 国大党在大选前不仅调整策略隐性地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感提升本党的政治动员能力, 而且还重塑了其主导的政治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

印人党和国大党的联盟政治行为均未完全达成2024 年大选目标, 全国民主联盟和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内部、尤其是主导党派与盟友在权力利益分配上远未达到协调一致的程度。譬如, 两大联盟内部都遭遇就联合推荐选区议员候选人, 或由谁代表联盟参加某选区的竞选存在分歧, 导致某种程度的“窝里斗” 现象。然而, 印人党和国大党的联盟政治行为足以印证这样的事实: 无论是基于竞选策略的权宜之计, 还是出于长期执政和稳定权力分配格局考量, 也无论是在联邦层面或是地方层面, 联盟政治理念和实践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印度历史舞台, 联盟政治文化形态初现。这在地方层面尤其明显, 地方事务及其政治力量已经超出原本的范畴而被纳入联邦议程。究其原因, 主要是离心取向明显的传统地区主义、多元社会属性、结构性经济改革与地方势力上移至联邦层面, 西敏寺制民主的内生性等多因素使然。在宪法框架内, 印度联邦和地方治理理念及模式正经历着不可逆的变迁, 一种印度教特性明显的新态政治文化正在孕育并具雏形。至于是否会演变成类似于英美的两党政治模式, 全国民主联盟和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是否为英美两党政治模式的雏形, 这取决于印度社会文化多元性的演进结果, 至少在可预期的时段内不会出现英美式的两党模式。就印度多元社会文化属性看, 两大政党联盟之外的弱势第三方力量长期存在也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事实, 鉴于此, 或许颇具印度特性的联盟政治更具张力和可适性, 也更具生命力。

由此我们可做出这样的基本判断: 由国大党和印人党分别主导的两大政党联盟, 外加弱势且松散的第三方力量或多个单体政治组织将构成印度政党政治的基本架构。虽然各联盟随时可能遭遇分化、甚至叛逃或重组的挑战, 但业已形成的两大松散政治联盟之间纵横捭阖竞争上台执政的趋势会相对稳定, 至少在联邦层面是一种大势常态。至于邦级和地方层面的政治运作则因地方化趋势走强和社会文化多元性而要复杂得多, 党派分野、联盟分合变奏会更加多彩斑斓、多变无常。非主流的第三方政治力量将长期存在并在选举政治和特定环境下发挥不容小觑的社会影响。

注释

[1]在第16、17 届印度人民院选举中, 印人党都赢得了超出272 个席位(总计543 个席位)单独组成政府的选举优势, 印人党及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分获282席(联盟共获336 席)和303 (联盟共获353 席)。

[2]在2024 年印度大选中, 印人党(BJP) 的两大政治盟友泰卢固之乡党和联合人民党[JD(U) ] 分别参与安得拉邦(Andhra) 25 个人民院议员选区中17 个选区角逐并赢得16 各、比哈尔邦(Bihar) 40 个人民院议员选区中16 选区角逐并赢得12 个, 加上全国民主联盟其他34 个伙伴赢得的席位, 总计赢得人民院议员543 席中的293席。就联合政府权利分配而论, 在总计71 个内阁成员中, 印人党分得61 个名额, 泰卢固之乡党和联合人民党各分得2 个名额, 其他联盟伙伴共分得6 个名额。

[3]印度最具影响力的6 大全国性政党有印人党(BJP)、国大党(INC)、印共(马) (CPI(M))、全国人民党(National People̓s Party)、下层多数人民党(Bahujan Samaj Party, BSP) 和平民党(Aam Aadmi Party), 除多数人民党(BSP) 外, 其他5 个全国性政党均分别以全国民主联盟(NDA) 或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 领袖或联盟伙伴的身份参加了2024 年印度大选。

[4]罗西亚指出, 只要存在意识形态差异的各反对党持续联合就能越来越团结接近。在界定“整体观” ( holistic approach) 时, 罗西亚告诫国大党反对者要通过建设性的工作( spadeconstructivework)、坚持不懈的斗争(prison-constant struggle)、议会选举投票(the vote-elections)实现政治目标。参见Editorial, “The Other Sid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ought and Action, May 1997, p.4。当然, 这也引发激烈的争论。罗西亚认为, 即使差异明显的反对党联盟不可能取得任何凸显的成就, 但至少可以激励参与者相信反对党联合能够终结国大党在联邦层面上的长期统治地位。See Ram Manohar Lohia, Note and Comments, The Elections, 1967 and After, Vol. II, pp. 247-252; Madhu Limaye, Janata Party Experiment: An Insider̓s Account of Opposition Politics, 1977-80, Vol. II, New Delhi: DK Publishers, 1994, p. 542.

[5]1967年印度选举(the general election 和the states̓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被称为印度“政治大地震” (political earthquake)。国大党虽然在大选中获胜, 但失去前两届胜选时的绝对优势。在地方立法会议选中, 国大党在7 个邦失去议会多数地位, 2 个邦因叛党行为(defections)未能组建政府。9 个非国大党执政邦包括旁遮普(Punjab)、哈亚纳(Haryana)、北方邦(Uttar Pradesh)、中央邦( Madhya Pradesh)、比哈尔( Bihar)、西孟加拉( West Bengal)、奥里萨(Orissa)、马德拉斯(Madras) 和喀拉拉(Kerala)。

[6]所谓“ 全面革命” 理论实际上是罗西亚“ 七大革命” 思想( saptakranti, or seven revolutionary changes) 的延续, “七大革命” 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教育、精神领域。贾·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 是一个整体主义者, 其“全面革命论” 是甘地理想社会思想的实践版, 目标直指印度政治社会生活中腐败根源, 试图通过系列变革保障贫困线以下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R. K. Misra, Jayaprakash Narayan̓s Concept of Total Revolution. https:∥www.yourarticlelibrary.com/ essay/jayaprakash-narayans-concept-of-total-revolution/40314, 1 December 2024.

[7]1967 年2 月印度第4 届人民院选举, 国大党虽然赢得大选继续执政, 但相对于前3 届国大党在人民院选举中赢得的绝对多数(分别是74. 5%、74. 5%、72. 5%), 此次则大幅降低, 仅为54. 42%。同时, 在全印度9 个邦出现非国大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这是史无前例的政治事态变化。这9 个地方邦分别是旁遮普邦、哈亚纳邦、北方邦、中央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 和喀拉拉邦。

[8]所谓“反现任情结” 系指一种反对或不满当政者的一种政治情绪。在国大党体制下, 反现任情结表现为反国大党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 在国大党内则表现为反对尼赫鲁家族专权;同样地, 这种反现任情结也会延续到任何持续执政的政党。

[9]Bidyut Chakrabarty, Forging Power: Coalition Politics in India—Coalition Politics in the Indian Provinces 1967-69,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line, 2012, p. 2.

[10]“悬浮议会” 是议会制下特有政治术语, 是人民院或议会下院缺乏稳定过半多数政党的一种状态。依据印度宪法之规定, 在大选中获得人民院543 个议席中过半多数(272 席) 的政党为多数党, 可以单独组建政府。如没有一个政党赢得人民院过半多数议席即为无多数党, 此种情形就是所谓的“悬浮议会”, 需由总统邀请议会第一大党联合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11]随着1989 年国民阵线在第9 次大选后上台, 印度联盟政治进入一个新阶段。具体地讲,联合政府经历如下阶段: (1) 1989 年12 月4 日—1990 年12 月10 日, V. P. 辛格领导的全国阵线在外部力量左翼阵线和印人党支持下组成少数联合政府; (2) 1990 年11 月10 日—1991年6月21日, 钱德拉·谢卡尔(Chandra Shekhar) 少数政府在禁止阿德瓦尼(L. K. Advani) 鼓动的“乘车节” 大游行(Ram Ratha Yatra) 后, 印人党撤回对国民阵线少数政府的支持, 谢卡尔在国大党外部支持下组阁; (3) 1991 年6 月21 日—1993 年7 月28 日—1993年12月31日, 纳拉辛哈·拉奥(P. V. Narasimha Rao) 领导的国大党少数政府, 在解放阵线(Jharkhand Mukti Morcha) 和人民党[Janata Dal (Ajit) ] 支持下以及正式吸纳某些议员为国大党成员后取得稳定多数, 组成联合政府; (4) 1996 年6 月1 日—1997 年4 月21 日—1997 年11 月28 日, 在国大党支持下先后有高达(H. D. Deve Gowda) 和古杰拉尔(I. K. Gujral) 领导的联合阵线少数政府, 古杰拉尔作为看守总理任职到1998年3月18日; (5) 1998年3月15日—1999年4月17日, 在泰卢固之乡党(Telugu Desam)、全印草根国大党(Trinamool Congress, 主要在西孟加拉邦) 和其他小党支持下,印人党领导的少数政府, 瓦杰帕伊(A. B. Vajpayee) 作为看守政府总理任职到1999 年10 月12 日; (6) 1999 年10 月13 日—2004 年5 月13 日, 瓦杰帕伊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3 个地方政党支持下组阁执政; (7) 2004 年5 月19 日—2014 年, 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 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UPA) 在左翼阵线外部支持下组成联合执政, 印度全国国大党是主要合作伙伴。See Balveer Arora,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Party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New Coalitions,” in Zoya Hasan(ed. ), Parties and Party Politics in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12.

[12]恰克拉巴尔蒂(Bidyut Chakrabarty) 认为, 甘地借用最早由民族主义者希瓦吉(Shivaji)提出的“印度自治” (Swaraj), 主要包含四层含义: 一是民族独立(national independence); 二是个体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三是个体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四是个体精神自由(spiritual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前三个方面是被动的, 而第四项则是主动积极的。See Bidyut Chakrabarty, Forging Power: Coalition Politics in India,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October 2012 (The hard copy of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 2006). 哈尔狄曼(David Hardiman) 则认为甘地界定的“ 印度自治” 是同英文中的“ 自由” ( Freedom) 和“ 独立”(Independence) 割裂的, 因为英语表达过于宽泛, 而无法像“印度自治” (Swaraj) 那样深刻准确。See David Hardiman, Gandhi in His Time and Ours,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3, p. 26. 然而, 泰戈尔则批评甘地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缺乏对“Swaraj” 作出明确、实质意义上的界定。用泰戈尔的话说就是, “In his words, ‘Our political leaders have refrained from us a clear explanation of what is swaraj. ’” See Rabindranath Tagore, “Striving for Swaraj,” Modern Review, September 1925—reproduced in Sabyasachi Bhattacharya (compiled and edited), The Mahatma and the Poet: Letters and Debates between Gandhi and Tagore, 1915-1941, New Delhi: National Book Trust, 1997, p. 114. 转引自Bidyut Chakrabarty, Forging Power: Coalition Politics in India—Coalition Politics in the Indian Provinces 1967-6,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line, 2012, p. 28。

[13]甘地把“ 印度自治” ( Swaraj ) 同英语中的“ 自由” ( freedom ) 和“ 独立”(independence) 区别开来, 认为后者缺乏“印度自治” 中的内蕴, 往往被泛化解释或应用。而“印度自治” 则排斥不负责任的“自由”, 强调严格的自我塑造(a rigorous moulding of the self) 和浓厚的责任意识(a heavy sense of responsibility)。See David Hardiman, Gandhi in His Time and Ours,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3, p. 26.

[14]去中心化是甘地“印度自治” 思想的重要支柱之一, 在类海洋圈而非金字塔结构的去权力中心的印度社会, 各个朴素个体需要某种粘合剂。See “Gandhi̓s Political Vision: The Pyramid vs. the Oceanic Circle,” in Anthony Parel (ed. ), Hind Swaraj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89.

[15]Bidyut Chakrabarty, Forging Power: Coalition Politics in India—A Cultural Synergy or Political Expedienc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line, 2012, p. 2.

[16]Rajen Harshe̓s, “ Coalition 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 the South African Experiment in Perspective,” in Lakshmi Krishnamurti ( ed), Making a Success of Coalitions, Madras: East - West Books, 2000, pp. 51-53.

[17]Granville Austin,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Cornerstone of a Na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09-310.

[18]Ibid., p. 318.

[19]印度的议会联邦制是西敏寺制、美国联邦制和加拿大联邦制的混合体, 其联邦制带有浓厚的中央集权制特质。因此, 有些宪法学者认为, 印度只有联邦制门面, 没有联邦制实质。安贝德卡尔就此颇带有批评口吻地解释到“虽然宪法是一部联邦宪法, 因为它确立了某种由中央联邦和周围各邦组成的可称之为‘二元政体’ 的制度, 二者在宪法赋予它们在各自领域行使最高权力,但宪法避免了严格模式的联邦制……并根据实践和环境需要既可能是中央集权制的, 也可能是联邦制的”。A. S. Narang, Indi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New Delhi: Gitanjali Publishing House, 1985, p. 138。

[20]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Vol. 7, p. 43—quoted in The Commission on Centre -State Relations [The Sarkaria Commission], Part I, p. 9.

[21]Sunil Khilnani, The Idea of India,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7, p. 187.

[22]1996 年4 月27 日、5 月2 日和5 月7 日举行第11 届印度人民院议员选举, 除全国性政党印人党(161 席)、国大党(140 席)、人民党(Janata Dal, 46 席)、印共马(32 席)、印度共产党(12 席) 等之外, 获得人民院1 个以上席位的地方性政党就有泰米尔国大党(Tamil Maanila Congress, 20 席)、泰米尔德拉维达进步联盟(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 17 席)、湿婆军党(Shiva Sena, 15 席)、旁遮普阿卡利党( Shiromani Akali Dal, 8 席)、中央邦国大党委员会(Madhya Pradesh Vikas Congress, 1 席)、果阿马拉塔语党(Maharashtrawadi Gomantak Part, 1 席)、锡金民主阵线(Sikkim Democratic Front, 1 席)、团结果阿民主党(United Goans Democratic Party,1)、卡纳塔克国大党(Karnataka Congress Party, 1)、喀拉拉国大党[Kerala Congress (M), 1席]、哈亚纳维卡斯党(Hayana Vikas, 3 席)、贾坎得解放阵线(Jharkhand Muti Mocha, 1 席)、阿萨姆人民委员会(Asom Gana Parishad, 3 席)、泰卢固之乡党(Telugu Desam Party, 16 席) 等16个地方性政治组织。

[23]Achin Vanaik, The Painful Transition: Bourgeois Democracy in India, London: Verso, 1990,p. 93.

[24]L. I. Rudolph and S. H. Rudolph, In Pursuit of Laxm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dian State,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1987, chapter IV.

[25]1971 年的选举口号是“消除贫困” (garibi hatao—remove poverty), 1977年是“结束紧急状态” (Emergency hatao—remove politicians responsible for the 1975-77 Emergency), 1980 年是“解散人民党政府” (Janata hatao̓ (replace the Janata Party government for its chronic instability), 1984 年在英迪拉甘地夫人遇刺后提出“拯救国家” (Desh bachao—save the country), 1989 年则是“铲除腐败” (corruption hata—remove the Congress government for its involvement in the Bofors scandal)。See Achin Vanaik, The Painful transition: Bourgeois Democracy in India, pp. 93-97; Bidyut Chakrabarty, Forging Power: Coalition Politics in India—Coalition Politics in the Indian Provinces 1967 - 69,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

[26]John Mcguire and Peter Reeves, “What ar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India? The Case of West Bengal,”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3, 1996, pp. 30-37.

[27]Bidyut Chakrabarty, Forging Power: Coalition Politics in India—A Cultural Synergy or Political Expedienc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line, 2012, p. 7.

[28]约翰·斯特拉奇在1885 年的一次演讲中极其傲慢地表达这一观点, 同年12 月成立的印度国大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的一项任务就是驳斥该观点。斯特拉奇傲慢表述的原文是: “There is not, and never was an Indian, nor ever any country of India, possessing according to European ideas, any sort of unity, physical, political, social or religious; no nation, no ‘ people of India’ of which we we hear so much. ” 原载John Strachey, India, London, 1885, p. 5, 转引Sunil Khilnani, The Idea of Ind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9, p. 154。

[29]库马尔是联盟政治架构形成中的变色龙, 被拥趸者誉为“政治英雄罗摩” (Paltu Ram)或“当代考底利耶”, 而反对者则斥之为贪婪、自私、缺乏品格的“ 政治站街女” ( political prostitute)。库马尔转换政治阵营乃家常便饭, 从最早的人民党(Janata Dal, 1989-1994) 到联合费尔南德组建人民平等党(Samata Party, 1994), 1998 年人民平等党加入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2003 年率人民平等党并入联合人民党并成为党魁。2005 年全国民主联盟赢得比哈尔邦议会选举, 库马尔出任首席部长并先后12 次任该职。2013 年因不满纳伦德拉·莫迪被提名为总理候选人而同印人党分道扬镳, 第一次脱离全国民主联盟, 并同国家人民党(RJD) 和国大党等联合组建比哈尔大联盟(Mahagathbandhan Grand Alliance), 同时改投团结进步联盟。库马尔2017 年同受困于腐败指控的国家人民党决裂, 第一次退出团结进步联盟, 回归(第二次加入) 全国民主联盟;2022 年8 月库马尔第二次脱离全国民主联盟, 重新加入比哈尔邦大联盟和团结进步联盟; 2024 年1 月, 库马尔故技重施, 再次宣布脱离比哈尔大联盟和国大党领导的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 第三次加入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其仅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从辞去基于国大党政治联盟的首席部长到再次宣誓就任基于印人党政治联盟的首席部长的华丽转身, 也完成了功利性的政治联盟身份认同的脱变。库马尔在政治阵营之间的转换令人眼花缭乱, 政治变色龙名副其实。

[30]半岛电视台, “与莫迪较量: 摇摇欲坠的反对派联盟能否击败印度总理?” https:∥chinese. aljazeera. net/ news/2024/1/29/ 摇摇欲坠的反对派联盟能否击败印度总理, 2024 年1 月29 日, 2024 年12 月1 日访问。

[31]Bidyut Chakrabarty, Forging Power, Introduc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line, 2012, the chapter of “Coalition Politics in the Indian Provinces, 1967-1969”, p. 1.

[32]国大党希望在所有人民院议员选区推举1 位联盟候选人来对抗印人党和新全国民主联盟,以稳固反印人党票仓, 避免选票分散在各反印人党候选人之间。但是, 就联盟候选人达成一致共识则说来容易做来难。政治分析家和心理学家桑杰·库马尔指出, 几乎所有地区性政党都指责国大党试图向他们施加压力, 谋求国大党获得比其影响力(应得席位) 大的更多席位。人民党(统一派) 秘书长K. C. 提亚基更是尖锐地指责国大党热衷于占据政治空间, 但不愿将空间让给地区性盟友的企图。“国大党在实力雄厚的邦不会放弃哪怕一个席位, 而在地区性政党实力雄厚的州,他们想要不成比例的席位。不仅仅是我们人民党, 联盟所有成员都对国大党感到不舒服。” 西孟加拉邦草根国大党领导人班纳吉在宣布决定脱离联盟的同时, 表示与国会的席位共享谈判失败是单独参加投票的原因之一。此外, 国大党旨在拓展其全国影响力的竞选活动也颇受其他伙伴的诟病,指责拉胡尔·甘地是国大党议员, 也是甘地家族代表, 在没有充分咨询联盟其他伙伴的情况下,就踏上了被称之为“正义游行——团结印度” (Bharat Jodo Nyay Yatra) 的、从东部到西部的造势之旅。这是拉胡尓·甘地继2023 年从南到北“Bharat Jodo Yatra” 行程2485 英里之旅延续。草根国大党党魁巴纳吉和人民党党魁库马尔都对国大党造势之旅在两党执政邦的行进路线颇有微词。人民党(统一派) 认为, 作为盟主的国大党应该在反对派联盟(INDIA) 的旗帜下统一组织“全国性计划”, 而不是“国大党计划”, 这只会树立甘地的形象。

[33]2024 年除了印度大选外, 还有包括伪“阿鲁纳恰尔邦” (印占中国藏南地区) 在内的锡金、安得拉(Andhra)、奥里萨(Odisha)、哈亚纳(Haryana)、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tra)、恰尔坎德(Jharkand) 和查莫—克什米尔直辖区等地的地方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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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编辑｜袁瑞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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