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继勇，张辰龙｜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建构的内核要素与外部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日合作版《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17ZDA227)､河南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外语+国际关系+世界史高素质涉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2021JGLX013)和郑州大学双一流重大专项“亚洲文明互鉴与区域关系建构”([2021]29)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载于《外语学刊》2025年第5期。

作者介绍

葛继勇,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郑州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亚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高层次人才(B类､领军人才),河南省特聘教授｡“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9卷副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丛书”18卷总主编(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成果)｡主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东亚国际关系史和中日古典文献学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4项,其中1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中日汉籍关系论考》《清朝探事研究》《清俗纪闻研究》等著作8部｡

张辰龙，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介绍

摘要: 东亚区域拥有共通的文化要素､丰富的历史记忆基础,是开展文化外交的优势区域｡ 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包含中华传统文化､东亚历史记忆与东亚国际关系三大内核要素｡ 中华传统文化是该体系的思想源泉;东亚历史记忆是该体系的认知基础;东亚国际关系是该体系的“风向标”｡ 三大内核要素间相互作用,不断对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进行动态调整｡ 同时,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的不断完善又会作用于三大内核要素,拓宽各自的发展空间,展现各自的功能属性,最终实现该体系内核要素与外部机制的高度统一｡ 该体系的有效构建有助于重新审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关键词: 文化外交; 中华传统文化; 历史记忆; 东亚国际关系; 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

726年初秋,日本执政大臣长屋王在自宅设宴饯别新罗使者｡ 觥筹交错､探字赋诗之际,日本文士不忘宣扬宗主国地位,流露出日本的“小中华”意识(葛继勇 李梓璇 2023:83)｡九世纪末,菅原道真与渤海国士人裴颋的诗文酬答彰显了国家外交与私人酬赠的双重属性,是日渤两国外交内容的缩影(徐臻 2020:79)｡可见,通过汉诗表达国家立场与观点的诗赋外交形式已出现于东亚诸国之间｡ 至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黎庶昌等驻日使节频繁与日本文士交游,传杯弄盏､唱和诗文期间,表达出中日双方理应摒弃前嫌､共同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意愿(戚文闯 2018:96)｡ 由此可见,汉文作为近代外交话语体系依然显示出了持久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王勇2023:123)｡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诸国共同应对危机,不仅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与历史价值,从历史上东亚诸国的文化外交实践中究明其共通的文化要素,夯实共建该地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基础,进而探寻对当代“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建构的启示势在必行｡ 以汉诗､汉文等为媒介的文化外交历史经验不仅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有益借鉴,还可以为建立中国特色文化外交体系提供理论支持与方法论指导｡

目前学术界对文化外交的研究多为单一的学理性阐释或针对某个国家的文化外交决策展开分析探讨,如李智详细描述了文化外交的定义､跨文化传播基础､资源与作用(李智 2005:1-67);如申险峰､赵毅等详细描述了中日两国当代的文化外交战略､文化外交政策以及影响文化外交的因素(申险峰等 2013:105-249,赵毅 赵剑 2014:140-259)｡ 而从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角度建构“东亚文化外交”体系的尝试较为匮乏｡ 本文基于东亚视野,梳理东亚诸国文化外交的历史脉络,探寻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建构的历史基础､内核要素与外部机制｡

1 何谓“东亚文化外交”

1. 1 “文化外交”的定义

“文化外交”一词最早出现于1934年版《牛津英语大词典》,即“英国议会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化外交手段,就是致力于海外英语教学”｡ 国内对其关注始于21世纪初,认为文化外交是“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孟晓驷 2005)｡ 即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李智 2005:1)｡ 与上述狭义的“文化外交”定义相比,广义上的“文化外交”指“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通过教育文化项目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与展示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手段为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胡文涛 2007:55)｡ 本文主要探讨狭义的“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因具有方式柔韧性(李智 2005:25)､形式多样性(杨悦等 2021:9)､影响持久性(李德俊 2018:43)､实施依附性(李智 2005:7,曾祥明 2015:80)､根基多元性等5种特性备受关注｡ 其中,前4种已有学者进行论述｡ 笔者着重阐述根基多元性｡ 这里的“根基”,指的是人类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通过文化创造､积累和延续所构建的,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对象､环境､条件､智能与创意的文化要素的组合(姚伟钧 任晓飞 2009:219),即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的多元性,体现在其因历史､地理､社会背景等地域差异上｡ 文化资源凝聚着数千年的智慧,为该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提供价值观上的引导,影响到文化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东亚区域的文化外交也不例外｡ 东亚诸国在千余年来开展外交活动时广泛运用文化手段,既有士人墨客主宰的诗赋外交(张伯伟 2022:287),也有僧徒居士开展的佛教文化外交(魏志江 2021:139);既有以传播学术科技､促进德治教化的书籍文化外交①,亦有以传达和平竞争､切磋互助理念的体育文化外交(张剑威 2020:276)｡ 既有丝绸､瓷器等技艺产品之类的物质文化外交,也有律法､礼仪等顶层设计之类的制度文化外交,更有以汉译佛教､儒学之类的哲学思想的精神文化外交｡ 上述文化外交均在东亚诸国得到普遍认可,生成共通的文化习惯和历史记忆,在对外交往实践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1.2 为何是“东亚”

回顾历史上的东亚区域,可以发现诸文化通过持续的受容､排斥与冲突渐趋均质化,从而形成具有独特传统与运作机制的文化圈｡ 在该文化圈内,东亚诸国的外交局势联系互动,文化交流高涨低沉｡ 秦汉之际,丝绸､金属器皿等物质文明远播四邻,改变了周边国家的文明景观;魏晋南北朝时期,蚕桑､农耕等技术文明流传四方,引发周边国家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变革;隋唐时期,律令制度､伦理道德､审美观念､文学素养等精神文明盛传邻邦,主宰周边国家统治理念,促进了周边民族的社会转型(王勇 2018:13)｡ 以上三波文明的冲击与洗礼,衍生出的诸多文化外交理念与实践,既是东亚诸国共同的文化遗产,也是建构未来新型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

宋元之际,中原王朝政治中心位移,东亚海域丝绸之路人流如织,禅宗·书画艺术等精神文明､陶瓷器·铜钱等物质文明流播至诸国,活跃于东亚外交舞台｡ 明清时期,东亚国际秩序重组,中华传统文化远播域外,华人足迹迈向深海远洋,东西交流渐趋高潮;宋明理学成为周边国家正统学说,乃至催生出“华夷变态”思想,周边国家争相以“中华”自居｡ 人员往来､信息互取､商品流通,进一步增强了东亚诸国的精神纽带,推进了国际局势的联系互动②｡

直至近代,清朝驻外使节频繁与东亚诸国文士交游,相互宴请､吟诗对唱;汉文仍肩负着东亚近代条约外交话语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任,在汉字文化圈影响力尚存(王勇 2023:123)｡ 民国时期,即使在近代东亚文明因西方列强入侵而蒙上厚重的阴影时,仍能通过东亚文化的共通性构建起自身的区域身份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和合”文化外交理念为指导的文化外交作为一种灵活巧妙的外交形式,承载着提升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历史使命,其以文促官､以文为经､以文强国的重要作用贯穿于新中国发展的始终(羊丹 穆占劳 2019:23)｡ 文化外交多姿多样,异彩纷呈;文明互鉴丰富多元,相得益彰｡

综上可知,前近代东亚范围内存在一个以汉字､律令､儒教及汉译佛教为共通要素的文化及政治圈域,这便是“东亚世界”(西嶋定生 2002:66)｡ 在该区域,文化外交体现在汉字笔谈､律令礼法､汉传佛教､儒家习俗等中华传统文化的诸方面的活动中｡ 中华传统文化在东亚各国流播､扎根､进而形成区域行为规范,塑造了东亚诸国民众的种种历史记忆,直至今日依旧可以触动东亚诸国民众的心灵｡ 然而,同属中国周边区域的西亚､中亚､南亚地区则未能发现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外交实践事例｡ 其原因主要是上述地区与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层面上的交易,相对缺少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交流(葛继勇 2023)｡ 因此,东亚是开展文化外交的“优势区域”｡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深刻地强调了与周边国家构筑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东亚诸国对本区域内的文化外交也极为重视,日本也将文化外交战略重心置于东亚,认为其与东亚诸国有许多共通的文化和价值观｡ 近年来韩国将文化产业的战略重心转移至中国､日本等东亚诸国,将中日作为文化外交的重点对象｡ 当代东亚诸国对文化外交的重视,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的优良环境｡ 当然,在文化外交“优势区域”构建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需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挖掘东亚历史记忆中的文化渊源,把握东亚国际关系中的秩序基调与实时动向,重塑“东亚命运共同体”根基,激发东亚诸国“文缘相通”的共识｡

2 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

体系的三大内核要素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建构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东亚历史记忆和东亚国际关系三大内核要素的影响｡三大内核要素三位一体,协同联动(如图1所示)｡

在图1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的思想源泉｡ 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来看,该体系的理论构建,必须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 只有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才能根深叶茂｡ 中国人民数千年来积累的世界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中体现出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高举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具有高度契合性｡ 该要素往往体现在文化外交政策所表达出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价值观等一系列方面｡

东亚历史记忆是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的认知基础｡ 从“群体需要历史记忆来保持和传播凝聚性集体认同意识”(杰弗里·丘比特 2021:142)来看,该体系的叙事内容,必须同东亚历史记忆相联结｡ 只有通过对共通的东亚历史记忆进行分析讨论,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才能在叙事上构成独特的东亚共通文化认知｡ 东亚诸国在历史长河中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创造出与世界其他地域迥然不同的历史记忆,是中国针对东亚诸国制定文化外交战略时参照的重要因素｡该要素往往体现在文化外交政策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活动目的等一系列方面｡

东亚国际关系是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的“风向标”｡ 从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二元性､混杂性与偶然性(Rosemary, Evelyn 2019:399)来看,该体系的实践调整,必须同东亚国际关系同频共振｡ 只有充分把握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以及历史文化因素,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才能在实践调整上校准阶段性外交方向｡ 当前东亚区域主动求变的内在需要与被动纷杂的外在现状促使东亚诸国不断催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潜意识,有利于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实现区域共通｡ 该要素往往体现在各个文化外交主体持续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采取相应行动｡

图1的①“辐射刻画”所示,中华传统文化不断辐射至东亚周边各国,使东亚诸国民众基于史实而集体拣选､刻画形成各自的东亚历史记忆｡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代表的儒学通过东亚的流播与变异,逐渐衍变为在东亚诸国均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 这种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历史记忆,是推动东亚诸国形成有效区域认同的可利用途径｡ 孙歌认为,对于论证当下存在一个有内在结合力的“东亚”来说,儒学是一个必要的黏合剂(孙歌 2011:19)｡

图1的②“建构影响”所示,东亚诸国在不同时代持续注入本国国家意识,并对各种历史记忆加以解读､建构,进而对东亚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即针对某一历史记忆进行的叙事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一国未来政治决策和外交关系的制定｡ 例如,遣唐使来华进行文化交流作为传递东亚民众情感链接的共通历史记忆,象征着千百年来中日间的睦邻友好｡ 坐落于西安兴庆宫公园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体现出中方将遣唐使这一历史记忆叙事书写为两国友好往来符号的意图｡ 这种对历史记忆的维护和传播,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历史东亚各阶段的战争则作为刺激东亚民众情感的共通历史记忆,体现出东亚诸国间的矛盾与分歧｡ 例如,以《日本书纪》为代表的部分官修史书虚构的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等历史记忆,在元日战争､万历朝鲜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断被日本政府夸大重构,借此宣扬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张静宇 2022:44)｡ 对同一历史事件,形成的截然相反的历史记忆鸿沟,显然不利于东亚国际关系发展｡

图1的③“赋予新意”所示,推动东亚诸国外交关系进一步发展少不了文化上的广泛交流与深层次对话,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再思考和当代诠释势必会为其赋予更多的历史新意与当代价值｡其中,健康稳定的东亚国际关系赋予中华传统文化“唤醒东亚共通历史基因”之新意,紧张波动的东亚国际关系会要求中华传统文化持续提供解决难题的智慧｡ 2012年,第四届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上三国正式宣布启动“东亚文化之都”评选活动,该活动延续至今,是我国文化外交与区域合作实践的创新举措(雒树刚 2018:6)｡通过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深厚的人文积淀为重要平台,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东亚共通文化之一,推动东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利于唤醒东亚诸国间的历史基因,凝结共通意识｡ 另一方面,日韩等国“去汉字化”“去中国化”的思潮导致东亚共通文化的衰弱,以及西方媒体对“中国威胁论”的推波助澜,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理念被部分误读｡ 为了正确且充分地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要通过对内释放文化活力与创造力,增强文化产业实力,持续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外积极参与文化交流合作,强化东亚区域意识与归属感,构筑新型国际关系的文化根基｡

图1的④“提供思路”所示,中华传统文化中内涵的治国理念与外交思想,可以为东亚诸国预测､选择未来东亚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方向提供思路｡其中中华传统文化既可提供以“协和万邦”等理念为主的特色外交思路,也容易生成“中心—周缘”等被周边国家误读的概念｡ “协和万邦”是中国“和合”哲学理念与整体思维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表现(李智 2005:14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深刻体现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华智慧,反映了重视和谐､宽容与合作的中华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中的“君臣主从”关系的外向表征延伸至外交领域,容易联想到东亚封贡体系､“中心—周缘”观念,甚至被误读为中国居于东亚的“中心”并占据主导地位,使得“中国威胁论”在东亚难以消弭｡

图1的⑤“重构认知”所示,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大转向,各国官方组织机构会在对原有东亚历史记忆继承､发展的基础上,运用各项手段重构民众对历史记忆的认知｡ 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催生双方在文化遗产､历史遗址及其相关文物保存与研究上的合作③｡ 此外,还有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民间合作,无疑推动诸国人民对东亚共通历史记忆产生新认知｡ 1998年金大中执政期间提出“文化立国”战略,强调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孟丽荣 孟保芹 2019:135),引发频繁申报“江陵端午祭”“东医宝鉴”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 进而出现强调韩国历史文化特殊性,试图将其与原有历史记忆割裂,重构韩国民众的历史认知的倾向｡ 但也由此唤起中国民众对传统节日､传统医典等文化遗产再认识的意识｡

图1的⑥“丰富内涵”所示,通过数千年的民族叙事与文化交流而积淀的东亚历史记忆,有助于东亚诸国间的文化回流,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比如,唐末五代战乱,中国天台经藏几近全毁,吴越国向海外寻求经典回归｡ 正因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为东亚天台宗祖庭一事作为历史记忆根深蒂固,才有高丽国派谛观､日本国派日廷前来送书,丰富中国天台经藏之举(王勇2018:177)｡ 无论佛教经典还是工艺产品,通过多方环流的形式,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了中华传统艺术､文学､哲学等文化的持续创新性发展和创造式转化｡

3 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的完善与三大内核要素的联动

“中华传统文化”“东亚历史记忆”“东亚国际关系”三大内核要素偕同推动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的理论完善与实践运用,并不断对体系内核进行动态调整｡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的不断完善又会反作用于三大内核要素,使其在国内外双重环境下不断相互联动,进而在东亚诸国间逐步形成趋向稳定且积极的区域身份认同｡ 总的来说,三大内核要素与“东亚文化外交”体系互存共生,持续深化,拓展各自的发展空间,发挥自身的功能属性(如图2所示)｡

3.1 摆脱“西方”

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摆脱“西方”拘囿｡ 既可以摆脱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单一依赖,也可以摆脱西方“普世价值”文化过度介入东亚社会｡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体现在“协和万邦”,外延表现为“文化天下”｡ 这种和平外交思想有助于文化外交在理念上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实际上强调“力量均势”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西方“普世价值”观在东亚诸国的传播势头劲猛,然而随着全球治理理念与国际力量的变化,国际格局以西方占主导､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不断受到质疑,西方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谢伏瞻 2019)｡ 而中华传统文化既有儒释道等哲学思想,又有饮食､节庆文化等习俗传统,有助于全方位应对不断涌入东亚诸国的西方“普世价值观”,重新弥补东亚共通社会意识的缺失,进而逐步解决东亚文化认同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注入健康持久的文化动力｡

3.2 走向世界

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从“文化外交中外交与文化互为目的与手段” (彭新良 2006:62)来看,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既可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进国际公众视野,将其内在的艺术文学､哲学思想等中的智慧与魅力展现给世界,提高外国公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接受程度,进而达到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目的④｡ 随着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不断完善,教育学术交流､文学艺术交流､文化产品交流日趋成熟,中华传统文化熔炼为一种为东亚区域所认同的文化外交资源,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重要支持｡

3.3 站稳“立场”

东亚历史记忆有助于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站稳“主体立场”｡ 建构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要正视东亚历史记忆中的友好交流与战争冲突,有效运用总体叙事与国家利益一致且兼具国际视野的历史记忆,与东亚诸国建立起更加真诚深厚的文化共鸣和情感认同｡ 另一方面,东亚历史记忆中的文化互动与往来揭示着“文化东亚(吴震 2011:51)”是东亚区域认同的重要支撑｡ 我们应从深刻认识前者蕴藏的历史纽带与情感链接对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出发,正视文化外交的价值,契合目标国家､民族受众的家国叙事情感,发挥厚重的东亚文化外交历史经验｡

3.4 寻找共识

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将有助于东亚诸国在东亚历史记忆中寻找共识｡ 从东亚历史记忆中积极､消极因素并存导致的两面性来看,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既可推动东亚诸国在积极正面的历史记忆中寻找共识,也能促使东亚诸国在消极负面的历史记忆中谋求破冰｡ 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应呼吁东亚诸国在历史记忆中寻找并唤醒积极正面的共识｡ 应围绕汉诗文､儒释思想等共通文化开展学术探讨､教育合作与民间交流,积极建立互信合作的基础,以此作为东亚诸国外交发展的文化基石｡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面对消极负面的东亚历史记忆不可弃而不顾,亦不可操之过急｡ 应围绕历史争议人物､侵略战争､领土分歧等敏感争端事件,积极与东亚有识之士共同寻找切入点,通过推进学术研究形成论据支撑,循序渐进地祛除历史记忆遗留的疤痕,努力排除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努力使争端矛盾在维护东亚和平稳定大局的框架内得到缓解乃至解决,向“东亚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不断迈进｡

3.5 明确要领

东亚国际关系有助于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在实践上明确“要领”｡ 东亚国际关系问题复杂多变,涉及多国间的领土纷争､历史记忆中的叙事矛盾､意识形态上的认知分歧,当然也包括朝鲜半岛核安全等国际热点问题｡ 区域内各国力量相互交织,区域外大国博弈日益紧张,东亚国际关系在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上冷热交替｡ 民众情绪､舆论波动对政府外交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单凭传统外交手段难以实现东亚区域认同与身份建构,这对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既是挑战亦是机遇｡ 而厘清东亚国际关系的脉络,有助于确保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在实践过程中准确选择文化外交资源,依据与目标国政府的外交现状､民间的好感程度,在决策中制定更具针对性､实效性的文化外交方针,持续开展各项适应双边､多边关系的文化外交活动⑤｡

3.6 创设条件

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有助于为东亚国际关系现状创设条件｡ 从东亚区域内外势力交织导致国际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来看,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既可为解决东亚内部国际关系中的问题创造先机,亦可为之后缓和东亚区域外的国际关系埋设伏笔｡ 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将充分利用文化外交本身蕴含的“方式柔韧性”“形式多样性”“影响持久性”等特性,充分发挥“文化先行”的优势,改善政治外交总体遇冷､经济外交冷热交替的东亚国际关系,为之后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交流创造先机｡ 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了文化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发挥的桥梁作用,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另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并推行所谓“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杨洁勉 2023:21),阻碍东亚诸国推进政治互信｡ 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可以推动东亚文化认同与区域归属感的形成,实现东亚区域内部互信稳定,缓解地缘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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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综上所述,东亚区域拥有共通的文化要素､丰富的历史记忆基础,是开展文化外交的优势区域｡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建构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东亚历史记忆､东亚国际关系三大内核要素的影响｡ 三大内核要素相互协同,作用于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内部的动态调整｡ 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的不断完善又会作用于三大内核要素,扩宽各自的发展空间,展现各自的功能属性,使其在国内外双重背景下不断顺应时代潮流,并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相适应,最终实现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内核要素与外部机制的和谐统一(如图3所示)｡

随着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力东进,日本､韩国等国纷纷选择拥抱西方“普世文化”,东亚诸国表现出强烈的“去中国化”意识,致使东亚共通记忆逐渐隐居幕后｡ 当前,中国综合国力日渐强盛,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亚诸国的区域意识和区域归属感需要不断强化｡ 除了使用政治､经济等传统外交手段,更需要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辐射力,构建共通的东亚历史记忆,彰显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同时,构建中国特色“东亚文化外交”体系,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为在东亚区域内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理清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不断塑造趋向积极稳定的东亚国际关系｡

注释

①原文为“书籍之路”,意在论证古代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书籍”为媒介的精神文明层面｡ 其中不乏东亚诸国遣使来华求书等文化外交事例｡ 详见王勇:《隋唐中日书籍交流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②鸦片战争消息传播至日本后,佐藤信渊等日本汉学家曾提出与清朝结盟,共同抵御西方列强入侵｡ 详见葛继勇,毕英杰:《侵略到保全:佐藤信渊思想转变及其 实质》,《东疆学刊》,2024 年第3期｡

③如1980 年NHK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丝绸之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敦煌研究院与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联合对莫高窟进行的科学保护;二十一世纪初日本政府为中国保护西安大明宫含元殿遗址提供援助等｡

④如得到日本外务省､中国驻日大使馆支持举办的“ONEASIA 亚洲节2022”暨中日文化交流节成功在东京举办,现场设立了中国文化展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引来不少日本民众驻足欣赏｡

⑤例如,面对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的东亚局势,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东亚地域的对外传播正是利用海上丝绸之路中东北亚航线的历史文化渊源,使日本逐渐转变了最初对该倡议的负面态度,一定程度上实现东亚外交层面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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