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设、现代化进程和世界体系变革中，政党是引领国内国际变革的重要力量，事实上改写了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但在理论层面，政党却被淹没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那么，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我们应如何赋予政党应有的地位？对此，本期“政治学人·学人说”特推出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的署名文章《政党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原文于2025年4月7日在《北京日报》刊载），以飨读者。
为了增进理论与现实、学术与实践间的联系，“政治学人”平台首创新设“学人说”栏目，旨在转载学科建设、学术漫谈、社会洞见、观点争鸣等方面的评论性文章。欢迎大家在文末评论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向我们投稿和推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
政党是引领国内国际变革的重要力量，但长期被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忽视。以政党为视角，许多基础性概念得以更新和重塑。当政党成为国家建设的组织者时，“政党国家”便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新的国家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发展指明了道路，为当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新的借鉴。作为世界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开创和引领的现代化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在掀起一波新型全球化浪潮。从“政党国家”视角审视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着力点。
虽然政党事实上改写了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
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政党几乎连影子都没有
政党在国家建设、现代化进程和世界体系变革中如此重要，但政党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却处于边缘位置。比如，在西方的本国政治研究中，政党的地位同利益集团一样，是一种“社会”力量而非“国家”力量，“政党”被淹没在社会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之中。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虽然有亨廷顿这样的政治学巨匠发现了权威性政党的重要性，但主流政治学依然是呼唤“回归国家”而不是“找到政党”，“政党”被淹没在国家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之中。虽然政党事实上改写了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连政党的影子都没有。理论和历史、理论和现实之间是如此遥远，让我们如何把握世界走向？
作为“舶来品”的政治学亟待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国家的政治领导力量而非西方式政党的社会力量；国家不会自动地自我组织，而是政党将国家组织起来，没有强有力的政党，很多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国家自主性”，谈何“找回国家”！现实问题应该是“找到政党”而非“找回国家”。相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两大知识体系即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理应有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
“政党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概念
必须建构起来
作为政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必须赋予政党应有的地位。如果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民族国家”，那么“政党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概念也必须建构起来，但是“政党国家”的位置在哪里？这些年中国兴起的世界政治学给“政党国家”留下了空间和位置。
世界政治学研究的是基于世界市场而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制度变迁和改变的大国关系及世界秩序，“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是世界政治学的两个研究单元，它们分别是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的放大。换句话说，看起来无比宏大的世界政治学，说到底还是以原子化的个体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世界政治学的实存性和科学性。世界市场直接换算为国家利益，背后的力量是商业集团以及作为商业集团工具的国家；政治思潮则是社会性政治观念推动的政治运动，其最大推手无疑是政党，尤其是使命型政党。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潮从西欧传播到俄国、再由俄国传播到中国乃至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起着决定性作用。近年来，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也离不开相关政党的推波助澜，比如从美国的“茶党”到法国的国民联盟。这样，国际关系研究就不能不关注到对象国的政党政治。
相关文章：世界政治演变的动力与逻辑——关于世界政治学原理体系的思考
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虽然是“国家”，
但国家背后是“政党”
政党塑造了国家形态，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使沙皇俄国更替为苏维埃国家，无论俄国胜败，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亚洲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带来的世界秩序的变革。这个事实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是，阶级分析及相应的政党研究应该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路径，但阶级分析并没有获得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那样的学术地位，更看不到政党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
不仅如此，政党的历史文明属性也深刻地影响着政党的民族性质并由此影响着国际关系。比如中国共产党，其不仅是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还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和中华现代文明的塑造者，具有巨大的包容性、适应性、稳定性和统一性。文明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政党，具有极强的政治韧性和自主性。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属性意味着，其可能会适应环境的变化，但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消解自我。
可见，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虽然是“国家”，但国家背后是“政党”，政党不仅有阶级性，也应该有文明性和民族性。以“国家”为主体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民族国家”，并由此形成了影响最大的现实主义理论；而国家如果演变成“政党国家”，政党的信仰和文明基因，必然使这样的“政党国家”具有超越现实主义的气质。比如，新中国刚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工业化国家，客观上苏共这样的使命型政党提供了巨大助力；同样，中国共产党提出要胸怀天下，推动“普惠包容的全球化”，这是因为其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也是“天下观”文明的传承者。因此，“政党国家”应该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而进入国际关系研究场域。
在研究国家建设和现代化模式中笔者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概念，那么，作为内政延续的外交领域研究诞生的应该是“政党国家”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党和国家”已经习以为常，而英文的“party-state”翻译为“政党国家”比“党国”更好。无论如何，中外文都有“政党国家”之说，而这个实践性常识的“说法”应该成为一个理论上的描述性概念。这不但更有助于厘清国家史、国家关系史和世界政治史，更有助于人们把握现实中的国内外政治，从而发展出更符合事物本身情况的对外关系。
当然，正如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概念的“民族国家”不能诠释很多国际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要指望“政党国家”去解释所有国际问题。但是，没有“政党国家”视域，当今诸多国际问题就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也难以看清世界政治的基本走向和未来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