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文化存在物,体现了技术与人类的深度耦合关系,其自身内在包含人类作为主体性有机生命所具有的理性、情感,是人类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生存为出发点的,而不是以劳动生产和获取物质利益为中心的,更不是以获取权力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和现代技术起源于身体与自然的对话融通与心灵体验。身体不是被动接受改造的肉体组织,它具有异乎寻常的敏锐性,既能够把日常生活中众多不同要素整合起来开发自身外部的资源,又能够开发和利用自身内部的精神和心理资源,并塑造出相对于自然而言的文化整体,这是任何物理装备、机械手段和程序所无法创造和模拟出来的。现代技术不是起源于工具意义上的机械器具,而是以象征文化符号的形式体现人类思想创造力和想象力。
人工智能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特质源于与人类自身相融合的现代社会的文明架构和组织方式。技术不是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的物质力量,而是人类生产经验、社会文化、传统习俗制度的副产品。在技术兴起之前,孕育其形成的文化思想和行为方式早已形成。恩格斯认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科学则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如何看待科学技术与人类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与此同时,“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马克思将对科学技术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的看法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资本剥夺劳动的社会过程,发现资本和现代社会起源的历史逻辑。
人工智能作为联结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技术中介,反映了自然界与人、技术科学与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从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不是单纯的技术产物,而是“形式化的人类”把握世界的社会器官,充分体现了人类自我对象化和将世界加以符号化和形式化的表征能力。通过人工智能,人类将不必直接面对事物,而是根据形式化的符号语言、艺术想象和科学抽象图示来表达对存在的感受。与语言一样,人工智能是人类自我生命表现的技术性容器和对人的生命本身的抽象占有方式。人工智能技术充分体现了人类自我对象化和将世界加以符号化和形式化的表征能力,昭示了人类文化不是从它构成的质料中,而是从它的形式、结构中获得它的特有品性及理智和道德价值的,而且这种形式可以用任何感性材料来表达。如果说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发展日益在实践意义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那么21世纪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则全面渗透并影响当代人的日常生活。
在人工智能时代,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日益模糊,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日益远离人类用身体和感觉所构建起来的感性生活现实,数字化技术所构建的科学真实被等同于社会真实,使得人类越来越无法清晰地保有“真实的生活”。这是人工智能与现代技术共同催生的现代挑战的一部分,即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生活全面而整体的真实判断力受到技术的影响。人类当前面临的挑战在于,现代技术有可能会肢解作为整体的人类生活,从而将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割裂开来,将机械的人工合成物等同于人类自身,将人工物的思考等同于真实的人类认识,导致人类真实的心灵体验和生命感受力有可能被剥夺,使人类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被维系在对人工物的技术追求上。尽管现代科学技术极大改善了个人物质生活条件和认知世界的能力,但技术科学无法承载个人自主的价值追求,技术无法给予和兑现每个人内心所渴求的家园感和社会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