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旺、李梓璇｜文学外交的前奏：日本五山送使诗文考论
论文原载卞东波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31辑，中华书局2026年版。为便于阅读，推文将原文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页下注改为尾注。引用时，请以原文为准。
作者简介
王连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学科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亚汉文学与汉文献、东亚国际关系史、东亚文化交流史。
李梓璇，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曾赴广岛大学交换留学一年，研究方向为东亚汉文学与汉文献、东亚国际关系史、东亚文化交流史。
文学外交的前奏：日本五山送使诗文考论
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历史脉络中，汉诗文始终是超越政治疆域、维系文明对话的重要媒介。先行研究对前近代东亚外交中的文学创作主要聚焦于两大范畴：一是使臣出使途中的纪行书写[1]，二是使团抵达目的地后与当地文士的唱和交流[2]。这些研究虽有助于对外交现场文学实践的理解，却始终将视野局限于使团出发之后的文学活动，形成了以“途中”与“抵达”为时空框架的研究惯性，而作为使行序曲的文学饯行活动长期处于研究视野的边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室町时期日本与明朝的外交实践中，五山禅僧主导的文学饯行活动相当活跃，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与外交互动的现象，既关涉五山文学送使诗文主题的形成与发展，又是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的一个独特视角。对此，日本学者朝仓尚已关注到五山送使诗文“外交通行证”的独特功能[3]，提示了这一议题的重要研究价值与广阔研究空间。
关于五山禅僧在外交中承担的角色，学界已有深入探讨。田中博美、荫木英雄、竹田和夫等人以荫凉职、鹿苑僧录为中心，系统阐释了禅僧的外交职能[4]；伊藤幸司、村井章介等人通过个案研究，具象化地呈现了禅僧的外交实践[5]；田中健夫、西尾贤隆、桥本雄等人则从文书行政的视角，详细论证了禅僧在外交文书创作与管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6]。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制度框架内的职能分析，对五山禅僧通过文学创作主动参与和塑造外交过程的主体性关注明显不足。
对五山禅僧送使诗文展开系统研究，将有效拓展文学外交研究的时空维度，将研究视野从异域的外交现场回溯至以五山禅僧为主体的本土出发语境。因此，本文以五山禅僧的送使诗文为研究对象，首先厘清其书写范式与演变脉络，继而剖析送使诗文创作的路径与模式，最后揭示这一特殊的文学实践在室町幕府对明外交的起始阶段所承载的文化策略与政治期许，为理解前近代东亚外交的多元形态提供新的切入角度。
一 送使序文书写范式之演变
五山禅僧的送使诗文，主要分为两种文体，一为近体诗，二为诗序与赠序（以下统称“送使序文”）。其中，近体诗因受句式上的严格限制，形式变化空间极为有限；而散文形式的送使序文则在内容结构上相对自由，呈现出一定的演变特征。尤其是以应永遣明使、宝德遣明使、应仁遣明使为关键节点，送使序文的内容结构与遣明使的派出背景呈现出明显的关联性。接下来，分别选取这三个时期的代表性案例加以细读，通过比较分析文本内容结构异同，在明代中日关系史的坐标中，勾勒出五山禅僧送使序文在书写范式上的演变脉络。
（一）范式初立：应永序文之简练书写
足利义满（1358—1408）就任幕府将军后，于应永八年（1401）派遣使节向明朝朝贡。此时，他已成为日本最高掌权者，且通过镇压倭寇维系了以明朝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稳定。基于这一前提，明惠宗册封其为“日本国王”，并正式与室町幕府缔结外交关系[7]。室町幕府开始作为日本与明朝外交的唯一合法主体，独立执掌外交权。在此外交初始阶段，双方亟需一种既能体现官方立场、又能降低政治对立感的沟通媒介，汉诗文便承担了这一特殊使命。
应永九年（1402），足利义满任命鹿苑僧录绝海中津（1336—1405）起草致明朝的上表文。这是室町幕府在独掌外交权后，首次委任五山禅僧撰写正式外交文书。此后，由五山禅僧负责外交文书撰写成为惯例[8]，构成了五山禅僧参与幕府外交事务的重要一环，也为汉文学素养深厚的五山禅僧参与对明外交事务奠定了基调。
应永十年，足利义满首次任命五山禅僧为遣明使，使团中有禅僧龙溪等闻（生卒年不详）。临行之前，绝海中津作《送闻藏主》诗为其送行。这是宝德遣明使以前稀见的附有序文之诗，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序文称：“等闻藏主谨慤通敏，笃志于道，盖后进之中嶷然秀出者也。今春钦承国命，将随坚中禅师入朝大明国，求语。乃为警策，率述一偈，以勉其行云。”[9]此序仅六十余字，表述简练，结构紧凑。从内容来看，文中首先使用“谨慤通敏，笃志于道”等来突出龙溪等闻的个人修养，既表明其禅僧身份，又契合了汉字文化圈内士人的道德标准。接着，明确提及“钦承国命”的出使性质，强调了其个人品质与使命的正当性。如此，五山禅僧通过区别于官方册封、勘合贸易的柔性外交路径，协助室町幕府达成外交目的。
（二）范式拓展：宝德序文之宏大叙事
足利义持（1386—1428）就任将军后，拒绝与明朝开展外交。直到足利义教（1394—1441）掌权后，才开始筹划恢复两国通交关系，并于永享四年（1432）、永享六年两次派出使僧前往明朝，但相关送使诗文资料较少。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足利义持时期，有入明经验的仲方中正（1372？—1451）被任命为荫凉职，参与处理对外事务。足利义教时期，起用季琼真蘂（1401—1469）为荫凉职，将与外交相关的重要文书、勘合等存放于荫凉轩御仓中[10]，荫凉轩逐渐成为室町幕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中枢机构。
然而其后近二十年，中日两国间官方往来再次中断，直到宝德年间足利义政（1436—1490）就任将军，才向明朝派遣使节。在此背景下，景徐周麟（1440—1518）、翱之慧凤（1414—1465？）、希世灵彦（1404—1488）等人创作了十余篇送使序文，为遣明使僧饯行。现以景徐周麟《送贞友竹游大明国序》为例进行考察。原文如下：
吾国之圆其颅，方其袍，而入于性相二教者，踰海求之中华，盖自唐以来，为有其人也。迨乎赵宋之后，至于蒙元之间，为少林氏学者在焉，或复志乎赋咏者亦为伙矣。……
皇朝初，吾蕉坚师年尚壮，附舶入中竺，依全室（引者按：季潭宗泐）室中。……太祖高皇帝召见英武楼，顾问海邦遗迹，敕令赋诗，欣然蒙赐和。……豫章清远渭公、蒲庵复公击节唱酬。宋学士向一时儒宗，而制吾梦窗师碑铭，有言，其弟子中津特因使者而求之，其得识者可见矣。……
中华初无勘合之信，往来者各从其志。永乐之后，以勘合为符信。……
吾国丙寅之岁，议进贡事。……予友友竹欲托使船以往，与予谋之。……公乃蕉坚三世的骨也，想一致身于吾祖曾游之地。……此行乃见其心可尚矣。公为人耿介，与时相背驰。少壮服道，凡闻有灵场，虽深山岩崖，于以勤修清苦，人以为异。决非他以货利为心之徒，必有大志乎。……[11]
序文开篇从宏观历史视角切入，追溯自唐至宋元间日本僧侣渡海求法的悠久传统，将友竹妙贞（生卒年不详）的个人行为置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为其出使提供了历史文化正统性。继而聚焦于禅林祖师——绝海中津的入明事迹：拜入季潭宗泐门下，与明太祖在英武楼唱和，与清远怀渭等高僧诗文酬唱，请求宋濂为其师梦窗疏石（1275—1351）撰写碑铭等。此举意在唤起中日双方的共同记忆，并以祖师的成功范例，为友竹妙贞此行树立精神标杆。在铺陈历史与典范后，笔锋转向现实政治，点出永乐年间建立的“勘合”制度，提及遣使背景，清晰地指明了当前出使所必须遵循的国家层面的外交规则与传统程式，为其赋予了现实的政治与制度合法性。最后，落脚于友竹妙贞本人，阐明其出发动机并非俗利，而是作为“蕉坚三世的骨”，即绝海中津的嫡传，旨在追寻祖师足迹的精神诉求，并大力称扬其个人品德，将其个人之行与祖师之业紧密相连。
总体来看，序文通过历史源流、先贤典范、制度现实、个人动机与品德这样环环相扣的书写模式，成功地将一次个人的出使行为，塑造成承接历史、效法先贤且动机纯正的文化盛举，不仅延续了绝海中津《送闻藏主》注重个人资质的书写范式，还进一步拓展了叙述维度，将个人使行置于更广阔的历史与制度语境中加以呈现，使得内容更加立体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送使序文在篇幅上大都比较长，动辄数百字。如景徐周麟的上述序文全文六百余字，翱之慧凤的《饯天与老人入大明国序》《送通事赵公文端三入大明国序》亦是如此，其《奉赠九渊禅师游大明国序》更是长达千余字[12]。更有甚者，东沼周曮（1391—1462）为天与清启（生卒年不详）作序一篇仍未满足，竟又作长序一篇[13]。这些序文在写作技巧上，多引经据典，对出使背景或日本历史文化大肆渲染。例如，东沼周曮在《送天与启公座元禅师南游序》第一序的开篇，从《庄子·逍遥游》的鲲鹏南徙，到《华严经·入法界品》的善财童子南游，再到《周易·乾》的卦象推演，连篇累牍的旁征博引，为天与清启的明朝之行营造出一种儒释道融合的磅礴文化气象。
这种书写策略的调整，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外交考量。此次遣使距上次已近二十年，明朝方面对于日本的认知渐趋淡薄。在此背景下，五山禅僧有意通过铺陈历史源流、渲染文化传统，既向明朝展示日本对汉文化的深度吸收，以文化认同换取外交信任；又通过强调求法传统的延续性，将入明求法诠释为朝贡行为的一环，从而在“册封—朝贡”体制下拓展出基于文化共识的互动空间。
（三）范式定型：应仁序文之平衡融合
宝德遣明使之后，明日外交逐渐常态化。应仁二年（1468），扶提点（生卒年不详）随遣明使入明，翱之慧凤以诗壮行，诗序如下：
香积之徒扶公，锐意修葺，几视寺宇之废，如己冻馁，痛心酸鼻之不暇也。天顺中，国修贡船，扶曰：“先香积古佛，入大元见诸老。佛祖之道，舍中州，其安乎求？”乃治装来，告其意于予。予壮其志，作此送之。（香积寺，山曰上方。开山石屏禅师，入大元，嗣法灵山禅师。禅师嗣于雪岩。雪岩，径山佛鉴子也。）[14]
此序开篇继承了绝海中津《送闻藏主》以个人品德为出发点的叙述方式，描述扶提点远赴明朝筹集修缮寺宇善款的心愿，着力表现其致力于禅林事业的个人追求。这一书写策略与此前送使序文中凸显使僧个人才德的写法一脉相承。
在法脉传承的书写上，相较于景徐周麟《送贞友竹游大明国序》，此篇呈现出更为系统化的特点。通过“先香积古佛，入大元见诸老”的表述，将此次出使与寺院历史上的求法传统相联系，继而详细梳理了从石屏禅师入元求法，到嗣法灵山禅师，再上溯至雪岩禅师及其师承径山佛鉴的完整传承谱系。这种对法脉源流的梳理，既延续了此前送使序文对法统权威性的重视，又在谱系完整度上有所拓展。
在叙述结构上，遵循从个人事迹到历史传承，再到法脉源流的推进逻辑。这种层层深入的文本组织方式，借鉴了宝德年间送使序文的书写范式，将个人行为置于禅林历史与法脉传承的双重背景之下，构建起更为立体的叙事框架。
总的来看，该序汲取了绝海中津、景徐周麟二人序文的精髓：既继承了前者以个人品德为基点的书写传统，又发展了后者构建历史法脉的宏大叙事，同时在篇幅上避免了绝海序的简略和景徐序的冗长，使送使序文回归其叙事本质。这种博采众长的书写方式因其结构均衡、层次分明而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成为后来送使序文创作的主流范式。从现存的文献来看，此后五山禅林的送使序文大多沿袭了这一书写习惯，显示出该范式在具体实践中的持续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次遣使距前次已有十七年之久，但这一时期以及此后的序文中几乎不见浓墨重彩的背景渲染。其原因大概可以从禅僧的使节身份中窥见一二。应永十年之后，虽然“以僧为使”成为室町幕府选派使节成员的惯例，然而其呈递明朝的上表文中，一直到宝德三年（1451）才正式赋予了特定使僧以“专使”的名义[15]。此后，在上表文中称特定使僧为“专使”或“正使”成为定例，意味着五山禅僧在国家外交层面获得了正式使节的身份认证。
明朝官员张楷曾以“数十陪臣半是僧”形容宝德遣明使的人员构成，特意强调“史官当以吾诗为据，记日本事也”[16]。经此次外交，明朝官员清晰而深刻地认识到，僧侣在日本使团中占据核心地位，为此后明朝士人与日本使节更加顺畅、深入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基础。重要的是，张楷的诗与言被载入了瑞溪周凤（1391—1473）《卧云日件录拔尤》。宝德遣明使从僧笑云瑞訢（生卒年不详）所撰《笑云入明记》中，也大量记载了日本使僧与明朝僧俗交往的经过。这些都是五山禅僧了解明朝士人对日认知的信息来源。在此前提下，应仁年间五山禅僧不再需要刻意渲染文化渊源，而是通过个人法脉、道德品质及出使背景的多重叙事，以期实现文化认同与外交诉求的有机统一。
五山禅僧送使序文书写范式的演变，本质上是通过文学外交回应对明关系变迁的动态过程。应永时期的简练书写，奠定了以文化共性消解政治隔阂的基础；宝德时期的宏大叙事，解决了外交中断后的认知重构问题；应仁时期的平衡融合，则实现了文学外交的成熟与定型。可以说，五山禅僧对送使序文创作的持续探索与实践，展现了其试图在“册封—朝贡”体制框架下开辟出一条新的跨文化对话路径的文学智慧与外交敏锐。
二 送使诗文的创作模式
通过对现存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这些诗文并非偶然的文学产物，而是在特定模式下创作的文本集群。接下来，将从文献分布的整体特征出发，探讨送使诗文在公共场域与私人交往中的不同创作路径，揭示其内在的创作逻辑。
（一）文献分布特征
现存送使诗文主要分布于两类资料中：一为五山禅僧的别集，二为宽永九年（1623）以心崇传（1569—1633）编纂的五山文学总集《翰林五凤集》。经笔者调查统计，送使诗文在文献分布上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特征，可为我们理解其创作机制提供重要线索。
首先，从横向分布来看，同一遣明使获得的送别诗文往往分散在多位禅僧的别集及《翰林五凤集》等总集之中。例如，文明八年（1476）遣明使乔年（生卒年不详）收到的天隐龙泽（1422—1500）、横川景三（1429—1493）、兰坡景茝（1417—1501）诗文分别收录于《默云稿》《补庵京华前集》《翰林五凤集》中；文明十五年遣明使禅金居士收到的上述三僧的赠诗分别收录于《补庵京华续集》《默云诗稿》《翰林五凤集》中；肃元寿严（？—1494）收到的景徐周麟、天隐龙泽、横川景三及其弟子的诗文分别收录于《宜竹残稿》《默云稿》《补庵京华别集》中；明应遣明使苇州等缘（？—1497）收到的景徐周麟、横川景三、天隐龙泽、月舟寿桂（1470—1533）诗文分别收录于《翰林葫芦集》《京花集》《翰林五凤集》中；文成梵鷟（生卒年不详）收到的横川景三、月舟寿桂、景徐周麟、天隐龙泽、兰坡景茝诗文分别收录于《京花集》《幻云诗稿》《翰林葫芦集》《翰林五凤集》中；古川清勤（1445？—1493）收到的横川景三、景徐周麟、常庵龙崇（1470—1536）、月舟寿桂、天隐龙泽、雪岭永瑾（1447—1537）诗文分别收录于《京花集》《翰林葫芦集》《诸书序跋集》《幻云诗稿》《翰林五凤集》中，等等。这种跨文集的分布特征表明，送使诗文的创作超越了个人交往的范畴，形成了以特定使僧为中心的创作网络。而且，这些诗文的体裁不尽相同，既有律诗绝句，也有长篇序跋，显示出形式的多样性。
其次，从纵向时序观察，送使诗文的创作呈现出聚集性特征，即在特定的遣明使行前，形成了显著的创作高峰。例如，宝德三年（1451）遣使之际的送使诗文，现存13篇；文明十五年（1483）遣使之际所作送使诗文，现存18篇；明应二年（1493）遣使之际的送使诗文，现存19篇。这三次遣使背景下的送使诗文尽管在作者、文献来源上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创作时点却分别紧密围绕同一批次遣明使，反映出特定外交背景对文学创作的强大驱动力。
最后，从文献保存形态来看，送使诗文在别集和总集中的收录情况也值得关注。别集中的作品往往带有更多个人色彩，而《翰林五凤集》作为后世编纂的总集，收录标准更注重作品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这种双重保存机制既确保了作品的流传，也反映出五山禅林对此类文学创作的特殊重视。
这些文献分布特征表明，送使诗文的创作已形成集群性的创作模式。多位诗僧围绕特定使僧展开创作，作品在不同文集中交叉出现，现存诗文高度聚集于某几次出使之际，说明送使诗文的创作绝非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使团出行前有组织、成体系的文学实践。
（二）公共场域的仪式化创作
为遣明使举办送别诗会、制作诗轴，是五山禅僧创作送使诗文的重要形式。
永乐元年（1403），日僧昌缮（生卒年不详）随遣明使一同入明庆贺新帝登基。临行之前，“国中之僧与游者，咸作诗以饯，成一华轴”[17]。另外，永乐年间被倭寇掳走的抗倭军士蔡秉常在日本期间剃发为僧，拜五山僧鄂隐慧奯（1357—1425）为师。在返还明朝之际，他也收到了“日本国僧”的送别诗卷《万里一归人》，其中包括“五言律诗一首、七言绝句二十一首”[18]。
成化十九年（1483），遣明正使子璞周玮（？—1485）出使之际，众僧也曾作诗为其饯行。横川景三《书送遣唐使诗后（正使请）》记载道：
成化十九年岁在癸卯，春三月，吾日本国北山鹿苑堂头大和尚子璞禅师，谨奉国信使，赴大明国，捧表具方物，将发其船。……于是乎各赋一诗，以饯其行。会者三十人，所谓送遣唐使是也。裒而轴之，命予以叙其后。[19]
可知，子璞周玮的三十位友人曾以“送遣唐使”为题集体创作汉诗，并汇编成轴，请横川景三作跋。
此外，《鹿苑日录·日用三昧》天文六年（1537）十一月二十七日条载：“渡唐送行诗制之，上轴云云。”[20]以上史料都确凿地证明，题诗为遣明使饯别并制作诗轴，已成为五山禅林的一种惯行的文化风尚。横川景三《补庵京华别集》中连续收录有《送遣唐使（北鹿苑子璞为大明正使）》《又（代岱）》《又（代艺）》[21]三首汉诗，景徐周麟《翰林葫芦集》中亦收录有一首题为《送遣唐使（子璞和尚正使）》[22]的汉诗。结合横川景三《书送遣唐使诗后（正使请）》不难推断，这四首诗极有可能就是此次饯别诗会所作。
再者，《补庵京华别集》中还连续收录有《赋柳絮送南游人（会天源庵）》《又（代岱子）》二诗[23]，《翰林葫芦集》也收录一首同题诗《赋柳絮送南游人（肃元西堂入大明）》[24]。“南游”一词常出现在五山禅僧的诗文之中，通常用来表示前往明朝。结合景徐周麟诗题注可推知，这三首诗应当均为送别肃元寿严前往明朝之时所作。另外，由横川景三诗题注“会天源庵”可以推测，送别之际应当在京都天龙寺的天源庵举办了诗会，且这三首诗均为此次诗会所作。
关于诗会举办的时间，上述横川景三《赋柳絮送南游人》诗中有“三度南游随使臣，公程路熟太洋春”二句，应当是说肃元此前已三次随使团前往明朝。同时，其《送肃元禅师赴大明诗并序》中提到：“癸卯之岁（引者按：文明十五年，1483），吾国发进贡船，遣大明国。子璞长老以奉专命，肃元禅师以任居座，禅师先是三游中华。”[25]同样表明肃元此前已三次入明。可知横川景三《赋柳絮送南游人》与《送肃元禅师赴大明诗并序》应当作于同一次遣使之际，即文明十五年（1483）。此次诗会与前述送别子璞周玮的诗会是否为同一诗会尚不能断，但可以确定的是，五山禅僧为遣明使举办送别诗会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
此外，《翰林五凤集》中收录有策彦周良（1501—1579）《赋梅花送人南游（于渡唐之时送行，光夫和尚田席）》[26]、英甫永雄（1547—1602）《遣唐使饯（当坐）》[27]二诗。根据“席”这一表示座位、座席的文字，可以推断前诗为宴会所作。后者题注中的“当坐”表明诗题为即席指定的题目，证明此诗亦为诗会所作。
诗会以其公共性与仪式性，为创作提供了特定的现实情境与集体框架。诗轴则以其可携带、可传承的物质形态，将这一集体创作的文学成果转化为可以跨越时空的外交媒介。五山禅僧参与友社诗会，围绕“送使”主题共同创作，使送使诗文成为五山禅林中的集体表态。他们通过诗文传达对两国文化往来的期盼，既欲向明朝展示日本五山禅僧的汉学修养与文化向心力，又以集体声势强化了遣明使的外交使节身份，为其在对明外交活动舞台上提供了集体文化名片。
（三）私人交往中的主题引导
与禅林诗会并存的，是私人交往中更为灵活的创作形式。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出受赠者的主动引导，使私人赠言与外交诉求相呼应，成为“册封—朝贡”体制下文化互动的个性化补充。
明应二年遣明使古川清勤出使之际，得到了常庵龙崇、月舟寿桂二人的诗及序。常庵龙崇诗序开篇提到：“士也者可远适乎？不出户而知天下。不可远适乎？男子生而志四方。二者将安取焉？……故志四方，乃志乎道也。士之可适，必矣。”[28]月舟寿桂诗序开篇提到：“士之处一世也，不游四方，庸讵展其志哉？……何况吾方外之徒，云包雨笠，翼其鞋，龙其杖，南询北求，三登九到者，殆其庶几乎。”[29]常庵序通过辨析“不出户而知天下”与“男子生而志四方”的关系，论证“志四方”的本质乃是“志乎道”，从而为古川清勤远游赋予了求道修行般的正当性。月舟序同样强调，唯有通过周游四方，个人的志向与才学方能得以施展，对于超脱世俗的僧侣而言，四处游历参学，是实现其精神追求近乎必然的途径。
两篇序文在核心主旨上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均致力于将出使行为阐释为以实现个人志向与精神追求为目标的远游求道。然而，二人的诗题不同，诗歌体裁亦存在显著差异——常庵之作为七言律诗，月舟之作则为七言绝句，由此基本可以确定，二者并非源于同一次有统一作诗规则的诗会。正因并非作于同一场合，二者在主题上的高度一致尤为耐人寻味。可以推断，古川在主动向二位僧侣求取诗文时，有意识地提出了“士志于四方”的核心话题。这反映了送使诗文的创作并非单向的赠别行为，古川作为送使诗文的受赠者，亦在塑造文本主题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能动性，是推动送使诗文创作与定调的积极参与者。
另外，同批次遣明使文成梵鷟所得赠诗中，景徐周麟“江南古佛百梅篇”[30]之句、天隐龙泽“吟梅古佛在江南”[31]之句、兰坡景茝“人是江南古佛孙，梅花遗韵至今存”[32]两句均提到了梅花诗、江南古佛这两个意象。关于文成梵鷟，横川景三指出，其为“天目山幻住庵普应国师”中峰明本（1263—1323）的“五世真孙”[33]。中峰明本被称为“江南古佛”[34]，曾与冯子振有《梅花百咏》唱和之篇[35]。景徐周麟、天隐龙泽、兰坡景茝三人的诗句正是引用了中峰明本“江南古佛”之称与“梅花百咏”之典。
这三首诗使用了不同的题目，说明应当并非在同一次特定诗会所作。然而，均围绕“江南古佛”的法脉与“梅花百咏”的诗禅传统展开，将文成梵鷟的入明行为塑造为一种回归江南禅林源流、延续中峰明本遗风的文化寻根之旅，在主题表达上亦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由此推断，文成梵鷟在向诸位僧友求诗时，大概有意识地提出了自己作为江南古佛法孙的身份和中峰明本《梅花百咏》的诗禅传统，将此作为话题导向，从而将个人渡海求法的行为，提升为对中峰明本禅学与法脉传统的追寻与继承，也进一步表明送使诗文的创作并非单向的赠别行为。文成梵鷟作为受赠者，通过主动标举身份、提出话题，有效地引导了不同僧友的创作方向，从而使送使诗文既能契合汉字文化圈的价值体系，又能精准传达个人的文化立场。
总体看来，遣明使僧不仅是诗文的被动接受者，更是参与塑造诗文内容、定调文化姿态的积极推动者，体现出其在外交语境下强烈的自我表达与身份建构意识。如此，五山禅林通过公共诗会与诗轴的仪式化创作形式，彰显了遣明使的身份与使命；通过私人交往中的主题引导，以灵活的方式针对性地诱导诗文主题设定，积极强化作为禅僧之外的使节身份。这两种路径相互补充，预示着送使诗文将在遣明使的对明外交实践中承担特定的文化功能，成为“册封—朝贡”体制框架下特殊的沟通媒介。
三 送使诗文的外交实践功能
作为遣明使的使行序曲，送使诗文自然附带鲜明的外交属性。接下来，结合五山僧的具体外交实践，从文本细节入手，剖析五山禅僧的送使诗文如何突破语言与地域阻隔，成为明代中日两国外交活动前夕不可忽视的环节。
（一）作为跨文化信任凭证的送使诗文
送使诗文最核心的外交功能，在于成为遣明使跨文化交际中的信任凭证。一方面体现在明人通过诗歌唱酬对送使诗文提及的使僧身份的呼应，另一方面体现在遣明使以送使诗文为媒介向明朝僧俗征集诗文的活动。例如，前文提到的绝海中津《送闻藏主》诗得到了明僧“中印峰闲叟如兰”的和韵。二诗如下：
送闻藏主
万里南游随使臣，观光正际太平辰。
石城虎踞山河壮，易水龙飞气象新。
拨草寻师先哲轨，皇华报国丈夫身。
公私事辨归须速，揩背他年切要人。
奉同蕉坚大士韵就赠龙溪知藏还日东
中印峰闲叟如兰
普天率土莫非臣，仰见群星拱北辰。
瘴海风涛随处息，恩袍雨露赐来新。
能持使节衔君命，蹔托禅居寄客身。
东国固知文物盛，大方那得谓无人。[36]
绝海诗以“万里南游随使臣”“皇华报国丈夫身”强调等闻作为使臣报效国家的使命，以“拨草寻师先哲轨”述其作为禅僧寻觅祖师遗迹的本心；“公私事辨”一词更是突出了等闻承担着“公”与“私”的双重使命。如兰诗巧妙呼应绝海诗，以“能持使节衔君命”认证其衔命出使的身份，以“蹔托禅居寄客身”共情其出使途中客居禅林的处境。二者将中日两国的禅谊与等闻的跨国使命相融合。如此，送使诗文成为了等闻双重身份的认证与跨文化信任的坚实凭证。
值得关注的是，如兰曾应龙溪等闻之请为绝海中津的《蕉坚稿》作跋文，落款“大明永乐元年癸未腊月”[37]。明僧道联于“永乐元年岁次癸未冬十有二月既望”撰《日本国绝海津禅师语录序》，其中记载：“永乐元年冬，沙门等闻偕天龙住山密坚中者，奉使来皇朝，还国过门。”[38]即永乐元年腊月，等闻已离开明都，踏上归国之途。由此推测，如兰为《蕉坚稿》作跋文以及与绝海诗歌唱和，均发生于永乐元年冬龙溪等闻归国途经杭州中印峰之时。而且，龙溪等闻很可能将其师绝海中津的送别诗作为信物，请求如兰为《蕉坚稿》作跋文。
绝海中津曾于洪武元年（1368）入明，在明朝停留九年之久。景徐周麟《送贞友竹游大明国序》亦详述了绝海在明期间的重要事迹，这些无疑奠定了绝海在明朝文坛与禅林中的声望。以此为前提，绝海在送使诗中称赞等闻的品行与使命，体现出送使诗文已然成为等闻向如兰请托过程中极具分量的文化凭证。
诸如绝海与等闻、如兰之间的互动并非孤例。宝德三年（1451），兰隐（生卒年不详）出使之际，翱之慧凤作序为其送行：
西山之下有故人焉，字曰兰隐，嗜学善诗。与人话也，未尝以谫虏之事置之齿牙。……兰隐乃正持之孙，弘源翁之真子也。辛未之冬，吾国又修入贡之船。……其行既临，来说之予。予曰：“善。……径邬有先圆照遗躅，太白有破沙盆古塔，一往扣之，必有有道之人，以至理告之。”……[39]
从序中可以看出，翱之慧凤与兰隐为故交，序文对兰隐的学识和法脉予以认可，并期许兰隐借此次使行追寻祖师遗踪，以求得道悟理。而且，翱之慧凤《竹居清事》卷末收录有明朝前监察御史[40]张楷的诗文，其中提到：“日本兰隐馨上人，携禅师惠凤语录号《竹居清事》至中华，求予印正。”[41]可知，得到了翱之慧凤赠序的兰隐，在明期间曾为《竹居清事》求跋。翱之慧凤《竹居清事自序》中提到：
前来诗文为不少也，然而只以恐其不可足取之。……都台张先生楷公，以风流儒雅，羽仪中朝，而尚见借绪余极至，颇有意于整齐。所谓女为喜己者容。吁！斯人斯言，吾其赖焉，吾其足矣。[42]
材料中提及，翱之曾与张楷有过直接交集。此事当发生于永享四年，翱之作为遣明使随员入明之时。月舟寿桂亦曾提及：“翱之以文鸣大明国，张介庵（引者按：张楷，号介庵）待之虚左。”[43]翱之的诗文才华得到张楷的肯定与赏识。鉴于此，兰隐向张楷求跋之时若呈递翱之的赠序，便可将之作为信任凭证，从而促成跋文的撰写。
另外，与兰隐一同入明的还有九渊龙賝（？—1474）。据《碧山日录》长禄三年（1459）八月廿五日条载，临别之际，宝渚（生卒年不详）曾作偈为九渊送行，“张楷睹之，抃踏三唱之”[44]。可知，宝渚的偈文被九渊携至明朝，得到张楷的赞赏与唱和。又记载道：
宝渚之门人某等，编语录达之中州也。僧录南浦为之序，御史张楷作跋语。西蜀碧峰和尚号休牧翁，赋禅诗五章以称之。其法券名周玄者，作长歌为证也。予（引者按：碧山大极）昨扣宝渚需见焉。和尚出之，咸如先所闻也。[45]
可知，宝渚的语录也传到了明朝，并得到了御史张楷的跋文与碧峰和尚的赞语。由此推测，送行之际，宝渚很可能嘱托过九渊抵达明朝后，请人为自己的语录作跋文。而九渊很可能凭借张楷对宝渚偈文的认可，拉近了与张楷之间的心理距离。
明应二年（1493），文成梵鷟出使之际，月舟寿桂作诗送行。诗载《幻云诗稿》，诗后附“大明青霞”的和韵诗。二诗如下：
送瑞龙山文成鷟公藏主赴大明国
万里沧溟一舸过，恰如汉使泝天河。
何时消尽燕山雪，滴作袖中东海波。
大明青霞为文成和予前篇云
曲巷茆斋夏日过，笔间谈辩似悬河。
禅臣万里辞朝去，恩似东流不尽波。
天子弘治丙辰（引者按：弘治九年，1496）六月望后 青霞和什[46]
“大明青霞”指明朝人青霞，附诗末有明朝年号“弘治”，也能证明青霞为明人。月舟诗化用张骞奉使西域寻河源并溯至天河的传说[47]，暗示文成梵鷟的使者身份。青霞诗亦将文成视作“禅臣”，对月舟诗予以回应。一唱一和，将月舟的送使诗打造成了一份被双方共同认可、具备现实效力的跨文化信任凭证。
综上所述，五山禅僧凭借自身在明朝积累的声望，在诗文中对遣明使的使命合法性予以认证，进而使其成为遣明使向明朝僧俗开展诗文征集等文化活动的重要信物。而明朝僧俗通过诗歌唱酬、作序题跋等回应方式，认可了送使诗文所承载的身份信息与外交诉求，促成了双方的深度文化互动。
（二）署名形式与身份建构
送使诗文的信用凭证功能性，有赖于明朝僧俗对创作者身份的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署名的身份信息成为最直观的辨识依据，其呈现形式尤其值得关注。现存五山禅僧送使诗文中，有16篇保留有署名信息，署名内容为：“日域释清播”[48]、“扶桑释等辉”[49]、“扶桑释景三”（3篇） [50]、“扶桑野释景三”（2篇）[51]、“日下释景三”[52]、“日下野释景三”[53]、“日东野释景三”（3篇）[54]、“前南禅横川”（3篇）[55]、“千光不肖末孙龙崇”[56]。
首先，梳理上述署名的文献分布情况。“日域释清播”“扶桑释等辉”均为赠明人麹祥诗的落款，二诗被一同收录至《金山卫志·麹祥传》，其余各篇除落款为“千光不肖末孙龙崇”的诗文外，均为横川景三所作，收录在其别集中。由此可见，署名的现存情况可能深受创作者和受赠者个人的保存习惯、编纂者个人的编纂行为等偶然性因素影响。也就是说，附有署名的送使诗文虽然现存的仅有16篇，但实际数量可能远超于此。这些诗文的署名形式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国籍+身份+法讳”型。这一结构是现存送使诗文署名的主流形式。其结构特点是通过“日域”“扶桑”“日东”“日下”等地理称谓表明国籍归属，以“释”“野释”等标识自身的僧侣身份，最后附以个人法讳。这种署名方式具有双重功能：其一，表明创作者自身作为日本禅僧的身份；其二，为遣明使提供可堪验证的身份凭证，便于其在明朝开展外交活动。
第二，“师承关系+法讳”型。其核心特征在于将署名本身作为彰显法脉正统性的载体。“千光不肖末孙”的自称，明确指向千光法师明庵荣西（1141—1215）。从法统的纯正性来看，常庵龙崇的身份在日本禅林内部应是常识，并无重申的必要。因此，这一署名策略的深层意图应在于面向明朝的僧俗精英。荣西是入宋求法并将禅宗正式传入日本的先驱，五山禅僧自然会一厢情愿地认为荣西在明朝禅林应享有盛誉。常庵龙崇特意标举此一师承，意在强调自身法脉的正统性，唤起明朝僧俗的文化共鸣，为遣明使的外交活动寻求文化认可与身份接纳。
第三，“前住寺院+道号”型，如“前南禅横川”。京都南禅寺位列“五山之上”，在日本禅林内部，前南禅住持的头衔显然是标识高僧大德地位与资历的符号。明朝高僧来复见心（1319—1391）在为南禅寺僧在庵蚤（生卒年不详）撰写的《龙山大定庵记》中提到：“南禅为海东首刹，非有道者不得与其选。”[57]可见，南禅寺在明朝禅林亦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此前提下，“前南禅横川”这样的署名方式，将会借助明朝认可的日本禅林信息，为遣明使构建名寺出身的身份认证。
以上三种署名形式通过标注禅林权威与国家归属，构成了送使诗文在外交实践中的身份认同策略，在明日外交活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纪年方式与外交表达
东亚朝贡体系下，纪年方式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建文四年（1402），明惠宗册封足利义满之际，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班示《大统历》，俾奉正朔”[58]。因此，作为中日外交场域下衍生出的文学文本，送使诗文中的纪年方式绝非简单的时间标记，而是一种精心的外交修辞，是解读创作者在两国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姿态与政治立场的一个关键符号。
现存送使诗文的纪年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日本年号（+干支/数字等）”型，共2处。即“日本初元明应玄黓”[59]“延德四季”[60]。第二种是“中国年号（+干支/数字等）”型，共11处。如“前元天历中”[61]“景泰第二”[62]“成化癸卯”[63]等。第三种是“干支”型，共15处。如“丙寅之岁”[64]“辛未冬”[65]“乙未之载”[66]等。纪年表达的内容主要有三类：一为作为落款注于诗文末端，二为描述当下出使之事，三为追忆中日往来的历史。
通过进一步统计发现，送使诗文中的纪年方式与其表达内容的组合形式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日本年号仅作为落款注于个别诗文末，其他情况未见使用。第二，中国年号鲜少用于描述当下之事，似是有意回避向明朝称臣纳贡的臣属关系，却又多用于追述历史事件。如“永乐之后，以勘合为符信”[67]“前元天历中，住隆兴府兜率之名寺”[68]“祖昔踰大洋……实南宋咸淳丁卯岁也”[69]等，以此唤醒存在于两国僧俗之间的集体历史记忆，为受赠者在明朝的外交互动构筑历史认同的基础。第三，在表述当下出使事件时，干支纪年以其中性且安全的特质成为最常用的纪年方式。如“辛未冬，九渊师游中华，兄南叟将从之”[70]“乙未之载，相国乔年禅师，从国信使南游”[71]“今兹癸卯三月，吾日本国适有入贡之船”[72]等。这种纪年表达既不违背东亚文化圈的共同传统，又巧妙地规避了使用中国年号可能带来的政治从属暗示。
五山禅僧在送使诗文中构建出的这套纪年体系，在文化层面上，通过沿袭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传统，维系了与明朝僧俗对话的基础，确保了送使诗文在明朝的可接受性。而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巧妙规避可能暗示对明臣属关系的中国年号，试图维护本国在对明外交中的政治体面，既弥补了官方外交的刚性局限，又以柔性表达平衡了双方诉求。
如此，在遣明使出使行为发生之前，五山禅僧业已借助汉诗文这一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的特有外交话语方式，建立起信任的纽带，并描绘出一幅既彰显文化认同、又维护外交体面的双重叙事图景，不仅消弭了中日两国跨文化交际中的陌生感与隔阂感，更使送使诗文超越了单纯的临别赠言属性，升华为在“册封—朝贡”体制框架下兼具文化亲和力与外交实效性的特殊媒介，为遣明使顺利开展外交与文化活动唱响了序曲。
四 结论
从应永年间的简练书写，到宝德年间的宏大叙事，再到应仁年间的融合平衡，五山禅僧送使序文书写范式的演变，展现了五山禅僧根据特定外交背景，不断调整表达策略的外交智慧。送使诗文通过诗会、诗轴的仪式化创作与使僧个人的主题引导，营造出“观光上国”的禅门集体憧憬，客观上也成为即将成行的外交活动的一次文化温习与文学试炼。作为跨文化信任的凭证，它们成功地将禅僧的个人声望转化为使节的外交资源，以特色鲜明的署名方式协助遣明使构建正统的文化身份。干支纪年的运用，则在遵循汉文化传统与维护政治体面之间实现了巧妙的平衡。
从更深层次来看，送使诗文创作反映了五山禅僧在外交实践中形成的主体自觉。瑞溪周凤于文正元年（1466）着手编纂外交文书集《善邻国宝记》，他在翌年为《笑云入明记》撰写的序文中提到，要将“所谓入唐记附之《国宝记》末，以为异时入大明者南针”[73]，反映了其“集先例旧规，以供后人参考”[74]的意识。实际上，横川景三、景徐周麟、月舟寿桂等五山禅僧都曾参与外交文书的撰写，并在引荐起草者、出使者等具体过程中发挥了实际作用，在日积月累的外交事务处理过程中，大概潜移默化地树立了外交责任意识。而送使诗文正是这种外交自觉在文学领域的自然延伸。
五山禅僧通过送使诗文的创作，在遣明使出发前夕，就已为其铺就了文化沟通的桥梁，开拓出一条以汉诗文为媒介、融通文化认同与政治诉求的文学外交路径。五山送使诗文的本土创作与异域回响，生动地印证了汉诗文作为东亚外交话语的跨国传播力与沟通效能，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互动逻辑，正是前近代东亚外交智慧的生动诠释。而五山禅僧通过送使诗文创作，既有效表明了自身的外交立场，又进一步深化了中日两国的文化纽带，不仅在“朝贡—册封”体制下开辟出柔性互动空间，证明文学实可成为官方政治互动的重要补充，更以文学与外交的深度互动，为前近代跨文化交往提供了范例，足以被视作中日文化交流史乃至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宝贵遗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古代汉文学史”(19ZDA260)、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域外汉籍俗字库建设与汉字传播谱系研究”（25VJXT019）”阶段性成果。
[1] 如黄二宁《论元代安南纪行诗的书写特征与诗史意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温兆海等《异域见证与帝国书写——朝鲜使臣麟坪大君与李尚迪燕行诗比较研究》（张福贵编《华夏文化论坛》第27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22年）、李剑亮《明清时期朝鲜使臣诗词中的“燕行”书写》[《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等。
[2] 如夫马进著《ベトナム如清使と中国の汪喜孫——范芝香『郿川使程詩集』を中心に》（《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页599—613）、王连旺《1811年日朝外交中的交流机制与文化主导权争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村井章介《室町幕府の最初の遣明使について：『雲門一曲』の紹介をかねて》（今枝爱真编《禅宗の諸問題》，雄山阁，1979年，页179—199）、村井章介《漢詩と外交》（村井章介编《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朝日新闻社，1995年，页3—45）、朴现圭《清游智开与朝鲜使臣的交游作品考》（《中国四库学》2020年第1期）、刘玉珺《越南陈朝送别元朝使臣诗歌考述》（卞东波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22辑，中华书局，2021年）等。
[3] 朝仓尚《禅林の文学―詩会とその周辺―》，清文堂，2004年，页311。
[4] 田中博美《武家外交の成立と五山禅僧の役割》，田中健夫编《日本前近代の国家と対外関係》，吉川弘文馆，1987年，页43—70。 荫木英雄《蔭涼軒日録―室町禅林とその周辺―》，そしえて，1987年，页159—160。竹田和夫《対外交涉と五山僧》，《五山と中世の社会》，同成社，2007年，页124—160。
[5] 伊藤幸司《中世日本の外交と禅宗》，吉川弘文馆，2002年。村井章介主编《日明関係史研究入門――アジアのなかの遣明船》，勉诚出版，2015年。
[6] 田中健夫《善隣国宝記の成立事情とその背景—室町外交における五山僧侶の立場—》，田中健夫编《中世海外交渉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9年，页148—176。田中健夫《漢字文化圏のなかの武家政権―外交文書作成者の系譜―》，《思想》796号，1990年。西尾贤隆《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禅宗》，吉川弘文馆，1999年，页190—284。桥本雄《「遣朝鮮国書」と幕府·五山―外交文書の作成と発給—》，《日本歴史》589号，1997年。
[7] 田中博美《武家外交の成立と五山禅僧の役割》，页54。
[8] 田中博美《武家外交の成立と五山禅僧の役割》，页58—59。
[9] 绝海中津著，西胤俊承等编《絶海録》下卷，文求书堂，文化十二年（1815）刊本，叶20b。
[10] 田中博美《武家外交の成立と五山禅僧の役割》，页66—67。
[11] 景徐周麟《翰林葫蘆集》卷七，上村观光编《五山文學全集》第4卷，思文阁，1973年，页369—370。
[12] 翱之慧凤《竹居清事》，上村观光编《五山文學全集》第3卷，思文阁，1973年，页2807—2808、2810—2811、2806—2807。
[13] 東沼周曮《流水集》卷四，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學新集》第3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页440—442。
[14] 翱之慧凤《竹居清事》，《五山文學全集》第3卷，页2794。
[15] 宝德三年《遣大明表》，瑞溪周凤编《善鄰國寶記》卷中，载田中健夫编《善鄰國寶記 新訂續善鄰國寶記》，集英社，1995年，页164。
[16] 瑞溪周凤撰，惟高妙安摘录《卧雲日件録拔尤》文正元年（1466）十二月七日条，近藤瓶城编《史籍集覧》第11册，近藤活版所，1894年，页110。
[17] 道联《送缮上人序》，伊藤松辑，王宝平、郭万平等编《邻交征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页29。
[18] 丘濬《琼台诗文会稿》卷二十一《跋万里一归人卷》，丘濬着，周伟民等点校《丘濬集》，海南出版社 , 2006年，页4414—4415。
[19]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别集》，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页521。
[20] 《鹿苑日録·日用三昧》，辻善之助编《鹿苑日録》第一卷，1934年，太洋社，页322。
[21]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别集》，《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507。
[22] 景徐周麟《翰林葫蘆集》卷三，《五山文學全集》第4卷，页111。
[23]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别集》，《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508。
[24] 景徐周麟《翰林葫蘆集》卷三，《五山文學全集》第4卷，页112。
[25]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别集》，《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514—515。
[26] 以心崇传编《翰林五鳳集》卷第三十二，佛书刊行会编《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45册，佛书刊行会，1922年，页179。
[27] 以心崇传编《翰林五鳳集》卷第三十二，《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45册，页173。
[28] 京都府南禅寺天授庵藏常庵龙崇《諸書序跋集·送古川入大明詩序》，转引自《信濃史料》第9卷，信浓史料刊行会，1957年，页523。
[29] 月舟寿桂《幻雲詩稿》卷二《送古川勤公首座赴大明詩并序》，塙保己一编《続群書類従》第13辑上，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25年，页194—195。
[30] 景徐周麟《翰林葫蘆集》卷四《送龍山文成鶩公藏主遊大明國詩并序》，《五山文學全集》第4卷，页172—173。
[31] 以心崇传编《翰林五鳳集》卷第三十三《送文成嶽藏主入大明》，《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45册，页222。
[32] 以心崇传编《翰林五鳳集》卷第三十二《贈文成藏主南遊》，《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45册，页183。
[33] 橫川景三《·送文成鷟藏主遊大明國詩并序》，《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901。
[34] 广宾纂、际界增订《西天目祖山志·卷二·尊宿》，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叶15a。
[35] 冯子振《海粟集》，顾嗣立编《元诗选》，中华书局，1987年，页126。
[36] 绝海中津《絶海録》下卷，文求书堂，文化十二年（1815）刊本，叶20b—21a。
[37] 如兰《书蕉坚稿后》，《邻交征书》，页144。
[38] 绝海中津《絶海録》上卷，文求书堂，文化十二年（1815）刊本，叶1a—4a。
[39] 翱之慧凤《竹居清事·送蘭隱藏司之大明國序》，《五山文學全集》第3卷，页2809。
[40] 景徐周麟《翰林葫蘆集》卷七《書西遊集後》，《五山文學全集》第4卷，页343。
[41] 翱之慧凤《竹居清事·題竹居清事後》，《五山文學全集》第3卷，页2847。
[42] 翱之慧凤《竹居清事》，《五山文學全集》第3卷，页2791。
[43] 月舟寿桂《幻雲文集·敕謚祖燈大明禪師行道記》，《続群書類従》第13辑上，页293。
[44] 碧山大极《碧山日録》，近藤瓶城编《史籍集覧》第25册 ，近藤出版部，1907年，页172。
[45] 碧山大极《碧山日録》，页172。
[46] 月舟寿桂《幻雲詩稿》卷二《送瑞龍山文成鷟公藏主赴大明國》，《続群書類従》第13辑上，页204—205。
[47] 周妍、任继昉《“张骞乘槎”典故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48] 陈乃乾辑，张奎修、夏有文纂《金山卫志》下卷二《曲祥传》，传真社，1932年，叶27a。
[49] 《金山卫志》下卷二《曲祥传》，叶27a。
[50]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别集》所收《送一初統書記遊大明詩并序》《送心月初西堂赴大明詩》《送希宗藏主南遊詩》，《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519、520、523。
[51]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别集·書送遣唐使詩後（正使請）》，《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522。橫川景三《京花集·送葦洲禪師赴大明國詩并序》，《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901。
[52]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别集·成化癸卯三月送萬年歡甫喜侍者從師遊大明國》，《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520。
[53]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别集·送肅元禪師赴大明詩并序》，《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515。
[54]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続集·送禪金居士遊大明國》，《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475。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别集·送圭圃璋書記南遊詩》，《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521。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前集·無題》，《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288。
[55] 橫川景三《京花集》所收《送文成鷟藏主遊大明國詩并序》《送萬年蔭仲首座赴大明國》《送東山古川勤公首座赴大明國詩》，《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901、930。
[56]《諸書序跋集·送古川入大明詩序》，《信濃史料》第9卷，页524。
[57] 来复见心《龙山大定庵记》，《邻交征书》，页34。
[58] 《善隣國寶記 新訂続善隣國寶記》，页110。
[59] 京都府南禅寺天授庵藏《諸書序跋集·送古川入大明詩序》，《信濃史料》第9卷，页524。
[60] 实传宗真《大弘禪師語録·猥矢小偈送松公典藏遊大明云》，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誊写本（请求番号：2016—37—2—1）。转引自荒木和宪主编《中世日本 東アジア交流史関係史料集成（稿）典籍編·銘文編》，弘文社，2021年，页202。
[61] 希世灵彦《村庵稿》上卷《送南叟朔上人遊明國》，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學新集》第2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页228。
[62] 翱之慧凤《竹居清事·送通事趙公文端三入大明國序》，《五山文學全集》第3卷，页2810。
[63]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别集·送圭圃璋書記南遊詩》，《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520。
[64] 景徐周麟《翰林葫蘆集》卷七《送貞友竹遊大明國序》，《五山文學全集》第4卷，页370。
[65] 正宗龙统《秃尾長柄帚》上卷《送南叟賢兄行大明國序》，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學新集》第4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页9。
[66]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前集·無題》，《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288。
[67] 景徐周麟《翰林葫蘆集》卷七《送貞友竹遊大明國序》，《五山文學全集》第4卷，页370。
[68] 希世灵彦《村庵稿》上卷《送南叟朔上人遊明國》，《五山文學新集》第2卷，页228。
[69] 景徐周麟《翰林葫蘆集》卷六《贈東山桂岫久公禪師從國信使遊大明國》，《五山文學全集》第4卷，页311。
[70] 正宗龙统《秃尾長柄帚》上卷《送南叟賢兄行大明國序》，《五山文學新集》第4卷，页9。
[71]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前集·無題》，《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288。
[72]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别集·送心月初西堂赴大明詩》，《五山文學新集》第1卷，页519。
[73] 笑云瑞訢撰，村井章介、须田牧子编《笑雲入明記》，平凡社，2010年，页182。
[74] 田中健夫《善隣国宝記の成立事情とその背景—室町外交における五山僧侶の立場—》，页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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