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4日，由郑州大学规划与学科建设部、郑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指导，郑州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哲学大讲堂”系列第2期讲座——《从诠释技艺到经典阐释学——一种中国式“做哲学”的方式》，在郑州大学北核教学楼6108成功举办。
本次讲座盛情邀请到了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洪汉鼎老师，由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王文成院长主持，参会人员有郑州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汇、学院老师刘漫、魏非夺、郭昊航、杨超等。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和本科生们热情参与本次讲座。
一、主讲人简介
洪汉鼎，1956年毕业于无锡辅仁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贺麟教授、洪谦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1961年毕业。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担任贺麟教授助手。1983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资金，赴德国进修两年，1985年返国。1991年荣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名誉博士，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贡献专家，1995年任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阐释学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名誉博士，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伽达默尔著作集汉译与研究”首席专家。
二、报告概况
本次报告的主题旨在通过厘清西方诠释学（Hermeneutics）的核心范畴与逻辑演变，探讨如何利用诠释学的方法论来重构中国传统经学，进而建构具有中国自主性的哲学知识体系。洪先生指出，诠释学（Hermeneutik）的本义并非一种严格的理论学说，而是一种“做哲学”的解释技艺。当人类一切知识与行为都被揭示为对实在的解释，且这种解释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时，诠释技艺就获得了普遍根源性，成为“做哲学”的第一哲学，同时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的主张。洪先生通过“甄子丹诠释叶问”这一生动案例，指出“诠释”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深刻理解后的意义重构与消化，这种“化”的过程正是“做哲学”（Philosophieren）的关键。
报告区分了“解释”概念下两种不同的哲学意涵：一是“说明”（Erklärung），它倾向于客观、描述性、逻辑推理式的解释，适用于自然科学；二是“阐释”（Auslegung），它强调从主体出发，对隐藏的意义进行阐发与揭示，具有生存性、实践性与创造性。从哲学史看，西方诠释学经历了从古代独断型阐释、近代说明型解释到当代哲学阐释学的三次重大转变，其中“阐释”的重新启用代表了理解方式的根本深化。与作为“技艺”的诠释学不同，“阐释学”（Auslegungslehre）是一门系统的学说或理论。中文关于解释有四个词：说明、解释、诠释、阐释，其中“阐释”最具有阐发、开启与深化的意义，因此更适合作当代哲学建构的核心概念。哲学诠释学的中国化绝非简单的文献翻译，而是利用这种操作技艺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层消化的过程。阐释的本质是事件，是文本与阐释者之间发生的共时性效果历史事件，既是据为己有又是重构他者的意义开启事件，是遮蔽与解蔽的真理开显事件。
报告最终提出建构一种“中国经典阐释学”，它既非土生土长的传统经学，也非西方哲学诠释学的简单移植，而是在我国经学传统基础上融化西方诠释学而成，做到中体融西、化西长中。经典阐释学既不是中国传统经学的简单复归，也不是西方诠释学的直接移植，而是在我国深厚经学传统基础上，批判吸收西方哲学诠释学合理要素而建构的原创性哲学形态。洪先生认为，应当利用现代诠释学的操作技艺，重新激活中国深厚的经学传统，从简单的文献“说明”转向深度的意义“阐释”。这不仅是对经典的当代重构，更是为了在国际学术界中，以“中国式做哲学”的方式与现象学、分析哲学等西方主流范式展开平等的思想对话。它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以在世界哲学对话中的共识作为共同视域，扎根于中国特有的传统基因。洪先生展望，如果我们努力，未来的世界哲学舞台，除了带有英美特色的分析哲学和带有德国特色的现象学外，还会出现带有中国特色的经典阐释学。
三、师生互动
互动一：
提问1：法学中“Erklärung”被译为与其相对应的“司法解释”。但法学有实践动态应用，比如美国宪法修正案，宪法是固定下来的，但要靠宪法修正案来推动，它已经有像Auslegung那种意思，就是揭示、说出没有说的东西。所以简单把它理解成Erklärung是否合适？
回答1:
法教义学中，“Auslegung”是很重要的词。一般人容易将其与宗教、信仰相联系，因为它最早是从教义学中出来的。但是法学中还保有这一术语，因为有些法律的条文并非所谓客观，而是与国家的制度等联系起来并由此得到解释的，不是仅靠数学、推理，所以在法学里这门学问是很厉害的。伽达默尔说古代就两个诠释学，一个神学一个法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解释国家层面的法律，需结合制度与时代，并非随意解释，因此也必须采用“Auslegung”。
互动二：
提问2:
首先，Hermeneutik有希腊文来源，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Peri hermeneias）。这个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意味着存在和它的指涉、表达是一体的、不分的，但没有后面明确区分的interpretation的含义。其次，经典诠释学涉及两种真理，一种是Auslegung的真理，即伽达默尔也清楚地说明，要保证我们解释符合文本原意，又呼应当下问题和时代诉求，所谓“做哲学”的“做”是有历史性的。另一种是Erklärung的真理，它涉及某种客观的真理，比如光速就是光速。因此，解释文本时，最基础的工作是先将文本原意呈现出来。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将这两种真理结合在一起？
回答2:
首先，本报告的重点是Hermeneutik这个词从拉丁文翻译以后，“解释”这个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演变。因为古代是强调Auslegung，近代如斯宾诺莎等人启用了Erklärung这个词，这与近代启蒙科学发展有关。在20世纪，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重新启用了Auslegung，这代表了哲学发展的大趋势，强调Auslegung在20世纪与文艺复兴、近代浪漫主义的差别。把握这一线索是理解当代哲学的关键。其次，Auslegung和Erklärung涉及两种真理，从而划分出两条路径。有些人把Hermeneutik译为“阐释学”，并未看到其中的区别，学界对于Erklärung和interpretation等词的翻译存在问题，以至于读西哲原文比较困难，原因就是在于没有分清这几个词的区别。在中国哲学中，Erklärung解释文本，就是“我注六经”，Auslegung就是“六经注我”，关键在于把握哪一个。目前，之所以强调阐释学，是因为它能够改变、改造世界。但也可能不同时代，比如斯宾诺莎的时代，就要回到神学政治那一套，因为教会把握了权力，《圣经》就要从其本身意义进行解释。哲学重要的是要把握这个脉络，看出走向，不同的问题是走在不同道路上。两者在经典阐释学中需结合：先做好基础文本解释，再面向当下进行意义开显。
互动三
提问3:
陈独秀提出，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我对这一观点印象非常深刻。诠释学是用“当时的眼光”看当时，有些人主张用“现在的眼光”，但陈独秀好像是用“他的现在的眼光”“革命的眼光”去看待的，这不就证明，我们没法用“当时的眼光”去看。而您在最后认为我们要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但您同时引用了一些欧洲哲学家，他们主张用“当时的眼光”去看，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其实很复杂？
回答3:
当然复杂。比如区分“儒学”还是“儒教”，我不太同意将其视为“儒教”，不如理解为“教化”，就是经世致用、为己之学。但如果把儒学看作宗教，就一定要区分宗教和哲学，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强调“努斯”（nous，信仰）；哲学强调“索菲亚”（sophia，智慧），两者不同。康有为试图将儒学改为儒教，强调教化；陈独秀等人发动新文化运动，均与其特定时代相关，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否定他们的主张，因为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时代不一样。这就是一个诠释的问题，大家不要用这个时代去否定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路，这也是诠释很重要的原因，不同文明之间也是如此。
四、会议总结
本次会议洪汉鼎先生以精准的概念辨析、深厚的中西视野、清晰的历史脉络，系统阐释了经典阐释学的理论内涵与中国路径，指出其既是对中国传统经学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西方诠释学的本土化重构；为中国哲学现代化、国际化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清晰方向，彰显了中国哲学的世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