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一些很适合做大学老师的特质

文章导读

作者简介

  何怀宏，哲学博士，1954年12月生于江西樟树市，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

  “大学老师是些什么样的人？”现在还有人对这一问题感到神秘、甚至感到兴趣吗？现在的大学老师犹如“过江之鲫”，他们不是和校园之外的人差不多吗？而且这一职业也早就失去了昔日的光环，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职业都经历了一个“脱魅”的过程，在中国这一变化则更加激烈，从“臭老九”到“叫兽”的称谓反映了这一过程的一个侧面，虽然这也不是变化的全部。

  美国一个教授作家约翰·威廉斯的小说《斯通纳》，写了大致20世纪上半叶一个大学老师的经历。

  斯通纳是美国中部一个农民的儿子。上世纪初，他父母在日渐贫瘠的土地上艰辛劳作，生活艰难，他从小也就一边上学，一边帮着父母干活，到19岁的时候已经就有点驼背了。他也就可能像他父亲一样度过农民的一生了，但是，有一天父亲和他谈了最长，虽然也就几分钟的一次话，说他“琢磨着”要让他上大学，斯通纳也就这样带着家里赊来的25美元，来到了密苏里大学农学院，一边读书，一边寄宿在附近一个亲戚的家里干活挣取食宿。

  然后，可能是一个文学课老师触动了他，他大二停了农学院的课，开始主要上文史哲的课程，还学会了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他幸运地留校做了助教，出版了一本书之后，又获得了终身教职，但直到退休前夕也还不是一个正教授。他也成家生女，虽然和妻子长期不谐；介入了校园政治，和一位系主任也长期不对付，他有过几个好朋友，也有过一次铭心刻骨的外遇。教学也越来越吸引学生，甚至变成一个言说的传奇，但也仅此而已。变成文字出版了的有价值东西可能影响人们许多年，但授课所产生的感染则往往是人走灯灭。他到他六十多岁退休的前夕，发现了癌症，他走了，人们也就渐渐把他忘了。

  他是一个凡人吗？可以说是，但又不是。他既不是那种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也不是道德高尚的圣徒，或者说在各方面都能为人师表，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人，虽然有些事情做得也不是特别智慧。但是，我们从他身上，还是能发现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一些很适合做大学老师的特质。

  在大一的课堂上，当他的英国文学概论老师斯隆朗读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第73首的时候：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每年的这个季节，黄叶或尽褪，或三三两两……     

  所以说，作为大学老师——抱歉，我这里是指真正的大学老师，他们在大学中一定要达到某一数目，并且处在比较中心的地位，一所大学才配称得上一所大学——

  第一，他们有一种被感动，乃至也感动别人的能力。首先，他们能够发现和欣赏具体知识或作品后面的美和真，其次，他们能通过口头或书面的语言把这种感动传达给别人。这不一定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独特创造，但他们至少能够理解这种创造。他们有的还能通过创作感动别人，如这本小说的作者威廉斯；有的却还主要不是通过创作，而是通过授课来感动别人，如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斯通纳。

  第二，他们还有一种对教师工作、研究工作本身的热爱，就像斯通纳的文学老师斯隆说的：“前提是你得发自内心喜欢这种事儿。” 他们当然也要考虑生计，要考虑养家糊口，但他们对他们的工作也有一种作为目的本身去热爱的动力，即他们有一种自动力。他们不仅仅是作为手段地去热爱知识、而且还是热爱其中的真和美。所以，真正的大学老师其实是这样的人：你不需要打卡，不需要考评，你给他们闲暇，他们自己就会不可遏止地要去读书、写作、或者上课和学生交流。重要的是大学要找到这样的人，容纳这样的人。一所大学找到了足够多的这样的人，大学其实就可以基本“无为而治”了，或者只需一种服务性的管理，它却还是能够成为一所好大学。

  这就要说到大学的本质了。人们一直会说大学是培养人才、甚至于培养“国家栋梁”、“文化精英”的地方，说大学应该是学生本位的；但这可能只是说到了大学本质功能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先决的方面。斯通纳的朋友马斯特思曾经有一次很郑重地讨论他所理解的“大学的本质”，他说大学其实是一个“庇护所”，是这样一些人的“庇护所”：这些人无力、或者不愿在外面的世界上竞争，不想在政界、商界竞争，甚至就是外面世界竞争的失败者，是外面世界的“弃儿”，但他们也得活下去啊，大学就是让他们按其心愿活下去的一个场所，“大学就是为这个世界的弃儿而存在。”大学不仅是各类精英的一个养成所，还是一个在校园之外近乎是“无能之辈”的庇护所，甚至像养老所，这真是有点诡异，而就是由这样无能之辈来培养各类精英，这就更加诡异了。

  但这可能并不诡异，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功利的世界，一个大多是和物和权打交道的世界，但大学的本质或核心却不是这样。前面说到的感动和热爱都是非功利的，非物质的，非手段的，即它们触及到精神，触及到知识和真理的目的本身。由这样一些能够意识到目的本身的人来在大学里教授知识，甚至也创造知识，可能是最好不过的了。

  当然，上面所说的大学老师们并不一定都能成为创造者，但他们至少是精神的传承者，是薪火的传承者。他们触动学生，他们也互相触动。触动最深的学生也就可能成为教师，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一种传承。

  他们是幸福的吗？当然是的。多少人只能将自己的工作当作一种致富或谋生的手段，而他们却是做一种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自在目的的工作，他们会因这工作本身得到最大愉悦，然后才是其保障。

  仍以斯通纳为例，他的确有许多不幸，他所在的系主任长期压制他；他的妻子和他的生活很不融洽——他的妻子其实是有点艺术气质的人，但终究两人性格不合或对婚姻准备不够而总在冷战；这种冷战甚至影响到他的孩子：他的很有天分、但也需要保护的女儿后来一事无成且酗酒。但他最后和系主任还是达成了某种妥协的和解，和他的妻子达到了更大的和解。他的一生基本还是幸福的。他有很少但很好的几个朋友。他吸引了许多的学生。他热烈地追求过，挚爱过，也得到过挚爱。而最重要的，他从田野里走了出来，找到了他一生衷心热爱的工作——大学老师。所以，斯通纳在退休的告别晚宴上会说：“我已经在这个大学教了将近四十年书，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做一名教师我还能干什么……，我要感谢你们所有的人，让我来教书。”

  但我们还不知道今后大学在外部世界金钱和权力的夹击和侵蚀下会怎样演变。如何让大学始终保有这样的一批人可能将变得十分关键。斯通纳认为系主任的得意门生沃尔克就是属于“外面那个世界”，“我们不能让他进来。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变得像这个世界了。”我对这一道理不怀疑，但对所指的具体对象倒是有点怀疑。门生且不论，那位系主任看来倒不像是“外面的人”，而也是一个够格被大学“庇护”的人。也就是说，即便都是够格被称为大学老师的人们，也还是会内斗的。而且，由于涉及到对真善美观念的不同理解，斗争起来可能还更加固执，于是他们也可能会互相排挤。这当然是不幸的，因为他们还要和外面的世界及大学里真正的外人抗争。好处是有些思想辩论和斗争会促进知识的发展，虽然这样的斗争最好是始终限制在观念的领域内。

  大学今后将如何变化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或可预见：如果上述的人在大学越来越少乃至近乎绝迹，那也就是大学灵魂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