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人：何怀宏
主讲人简介：
何怀宏，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2021年11月起——），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题目：将无同，岂无异？——儒家论人性的共同性与差别性
时间：2022年9月23日晚7:00 – 8:30
主持人：杨超
腾讯会议号：942 693 402
报告简介：
人性显示出各种共性，也包含着各种差别性，且往往难分难解，值得仔细分析和梳理。先儒在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性就有丰富深入的探讨，但以论人的共同性为主。孔子“性近习远”之说，预示了人性论探讨的基本方向和广阔空间。孟子所持性善论，相当充分地发掘了人心向善的资源。荀子所持性恶论从社会制度着眼，也还是积极主张人努力向善，化性起为。汉至唐的儒家则更重视人的差别性，认为性有品级和等差。而纵览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先儒所论人的同异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性分类是一种少数圣贤(包括“希圣希贤者”)和多数民众的差异。这也构成了传统道德两分的一种人性论基础。
报告内容：
2022年9月23日晚，由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洛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哲学中国讲坛：前沿问题系列讲座”邀请到了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何怀宏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题为《将无同？岂无异？——儒家论人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主题讲座。本次讲座以腾讯会议的方式开展。
何怀宏教授由“人性问题之意义”为出发点开始了本次讲座。何怀宏教授借由“康德四问”指出了社会伦理不能脱离人性事实的基础。因为，在“康德四问”中，“人是什么”和“人能知道什么”所涉及到的事实，而“人应当做什么”和“人能希望什么”涉及到的是规范和价值。而人性的叙述则表现为从抽象到具体，这是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首先他并非是一个机器，而是一种有机的生命性，其次，他是一种动物，因而具有动物性；再次，他是一个人，和其他人一样具有共同的人性；同时，他还属于某个性别，某个种族，某个阶层或阶级，还具有某个国家的过敏性或民族性等等；最后，他还拥有自己的个性。在这一基础上，何怀宏教授指出，今天的讲座的主要聚焦的问题在于人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问题。
何怀宏教授首先谈及到了孔子对人性的思考。他指出，虽然孔子在《论语》中所谈及的人性只有一句，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却意味深长。这反应了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所以，虽然孔子很少谈及“性”，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孔子不重视性和天道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孔子更多的是从具体的事情出发来谈天道、谈人性。并且，孔子的这一论述为后来儒家谈论人性问题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同时也涉及到了人形理论的数个基本主题，包括：本性与习性、自然与社会、先天与后天、共性与殊性等等。在此基础上，何怀宏教授指出，孔子并没有对此问题给出明确的定论，所以也就为后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继而，何怀宏教授为我们分析了孟子关于人的共同善性的论证。何怀宏教授指出，孟子论人性不仅强调人的共性，而且还强调这种共性就是善性。并且孟子本人也承认人的生理共性、身体共性，并且用这种共性引出了人心的共性、道德的共性。而这种道德的共性，或者说善的共性也就是“仁义礼智”，尤其是其中的“仁之端”，恻隐之心。孟子在论及人性的差别性时则强调了少数君子和众多民众的差异，这具体地表现在“劳力劳心”、“君子庶民”等众多的表述中。何怀宏教授为我们强调指出，孟子论人性主要还是以论其共性为主，论其差异性为辅。
何怀宏教授指出，相较于孟子而言，荀子更加注重的是人的身体。在荀子看来，人有身体就会有欲望。这种欲望首先表现为一种物欲，因为他要靠物质生活的基本资料才能生存下去。但是人和动物又有所不同，人会储存、会聚敛，还会用物质财富去换取其他的东西，诸如地位、权利、名望等等，对于荀子而言，这种“性”是所有人天生就具有的。同时，何怀宏教授还指出，荀子和孟子一样都是鼓励人积极有为和努力向善的，但是二者之间仍具有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孟子认为人心中本就具有善端，因而我们需要将其发扬光大才能成为区别于动物的好人，而荀子则认为，人生而就具有物欲，因而我们需要将这种物欲摒弃才能成为善人。所以，孟子注重在内心之中扬善，而荀子则注重在行为中克服恶的倾向。在这里，何怀宏教授得出结论指出，善恶的可能性其实在初始的人那里都存在，如果一定要给出究竟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结论，那大概还是应当赞成性善论，因为在人的初始本性中，善端还是超过恶端一点。和孟子一样，荀子也认为在圣人和民众之间，君子和小人之间，还是会存在差异。不同之处在于，荀子认为这不是“性”的差异，而是“为”的差距。
同时，何怀宏教授认为，无论是在儒家的哪种学说中，他们都赞成一张君主制和等级制，其目的自安于建设一种“为民”、“向善”和“归仁”的制度和社会。何怀宏教授为我们讲述了汉唐儒学的差异：在汉唐之际，儒家学者关于性的看法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开始更多的强调性有品级，有差等。这是因为汉唐儒家相对更贴近社会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感。而儒家在“外王”层面的思想和制度的发展，也大致是在唐朝就基本结束了。
而后，何怀宏教授还分析了宋明以后的儒家人性论。他指出，宋明理学将人的共性和殊性都放置到了“性理”的内部，将“性理”分为了第一位的、共同的“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以及第二位的“气质之性”。
最后，何怀宏教授总结道，在传统中国，少数士人“希圣希贤”，并通过科举跻身于社会的上层，但对他们的道德要求也更高；多数民众属于被统治的阶层，他们的道德风俗则主要表现于人伦纲常、亲亲之爱，而并不要求他们向圣贤看齐。这种道德的两分也不是在古代中国独见，而是流行于域外的传统社会。但是，现代社会终于开启了平等的浩大潮流，正在走向多数的统治或至少以多数的意见和价值诉求为指归，道德也就必须统一地面向所有人，平等地要求所有人。但这里的确会遇到一个人性的挑战，即如果人性除了共同性也还有差别性的话，那么，普遍的社会道德也就可能是必须就低而不是就高。这也可以说是现代“底线伦理”的一种人性论根据。
